《北上》是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书写如此厚重的题材，到底如何展开肯定是颇费心思的。
2014年京杭大运河济宁段运河故道发掘出了一艘沉船和大量文物，对此，《北上》作者有着考古学式的“不厌其烦”的罗列。物的排列，让人生出思古之幽情，但物与物之间毫无逻辑的排列和它们的毫无生气，只会让人震惊和寒意。显然，要想恢复它们的生气，仅仅靠考古学的鉴定与推测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是沉入历史深处、沉默不闻的遗存。这也正是作品中的人物、考古学家胡念之面对出土文物时一筹莫展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一个遗迹，如果不能从中解读出故事来，便只具有编年史的意义，徐则臣深谙于此。因此，紧随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之后，他呈现了一封信——济宁运河附近居民发掘出来的一封百余年前的信，而且是意大利人写的。一件瓷器、一个镇尺，与一封信之间，具有了某种隐秘的关联或联系。对这种联系，素以科学和严谨著称的考古学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联系的建立是文学家的任务。《北上》的写作，从一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从考古学到文学的转变。或许这个时候，只有文学，借助历史，才能使运河真正生动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是文学使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文学是历史的灵韵之所在。小说最后，只有当考古学家胡念之放弃考古学家的立场和观点，从家族史角度去观察的时候，才最终建立起上述文物和那封信之间的隐秘联系。这当中真正发挥力量的，显然是文学及其叙事能力。
应该说，徐则臣不是在做运河的考古学，也不是要做运河的历史书写，他想做的是通过与运河有关的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一种想象和叙事维度，借此表现他对运河与人关系的思考。他的立足点在关系上，而不是运河本身。对一条河流而言，真正使其具有灵魂的不是自然风物；对运河而言，真正使运河丰满起来、有其骨骼和血肉的，是围绕或者说附着于运河上的故事。换言之，只有人和人的活动，才能赋予运河灵魂。
就考古学而言，当然要建立起物与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科学推测，但就文学而言，却尽可以模糊。历史，离开了人或故事的历史，只能是冰冷的和没有生气的存在。而这可能就是徐则臣所要表现的运河的魂，也是让人感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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