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印文化是一家“低调”赚钱的童书出版公司。2017年，这家公司发行人员仅1人，编辑10人，员工总人数不到20人，2017年发货码洋3个亿。公司自2005年成立至今，产品总数150种，利润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最为关键的是，在童书市场版权、作家资源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他们却又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又寂寞的路：做自有版权开发。步印文化创始人郑利强从公司2005年创办至今，极少接受外界采访。此次，我们带您走近这位神秘的大BOSS，一起看看这位“研究型”的出版人在江湖行走的独门“秘籍”。
第一桶金：去台湾挖宝
跟很多做童书的出版商分析当下市场行情、数据榜单、热门竞品后开始做选题不同，郑利强显然是研究型选手，拥有超强的系统感。自诩“可能跟学哲学有关，喜欢追根溯源”，他选择“向后看”。2009年，郑利强第一次去了我国台湾，挖到了“小牛顿”品牌。
2008年，把定位放在“青少历史”板块时，郑利强很快发现，国内童书圈的纷争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圈内几乎没有人做这一块。当时，久居当当网排行榜的只有一套代表性产品——《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为什么二30年来，就只有这么一套书冒头，不太正常”。
“大陆没有太多可参考案例，但台湾有。”在郑利强看来，台湾经济起步早，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台湾在二三十年前也碰到过。加上文化同源，大家面对某些问题时的反应也会类似。所以，“台湾的经验很重要”。
台湾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迎来童书出版热潮，80~90年代达到顶峰，大批牛气的出版人和作家，愿意给孩子做书，从而积累了大量高品质原创童书。好产品，一定要有大市场做支撑。市场足够大，才能吸引优秀人才进来。“如今，台湾受出生率连年下降的影响，市场萎缩，之前的好童书在市面上已很难看到踪迹。”郑利强承认，这种找选题的思路，并不主流。做童书的人，去博洛尼亚童书展是标配，但他并未去过，“也没抢过版权”。奇特的是，步印的童书，重印率达90%以上。
郑利强去台湾很少去出版社，而是直接找线索中的人，比如目前在大陆很有知名度的台湾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林文宝。郑利强曾在阿宝老师家的书库里住了3天3夜，把他藏的宝贝翻了个底朝天，淘到了不少好书。另外，郑利强喜欢研究某个地方的出版史，去的最多的是当地图书馆。他笑言，大多数人可能直接去出版社，去当地的地标书店；再细致点的可能会去二手书店。估计很少有内地出版人去台湾当地图书馆。而台湾台北市大小图书馆他都转过，甚至连每个分馆藏书的特色都了然于胸。去图书馆的好处之一是，大多台湾图书馆会有童书阅览室或专门的分馆。从最早期的书到现在，全部开架展示——这种陈列方式在大陆几乎没有。“你可以看到台湾每个时期的出版品，选书很方便。”后来，郑利强去日本、欧洲等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选品。
2010年4月，步印推出的第一套台版童书“小牛顿”系列，从版权方手里选了精华的60册，当时大陆还没有人引进此套系。第一套“小牛顿科学馆”在步印手中待了6年。2014年，这套书在当当童书榜位居第2，仅当年就销售了2万套、120万册。自2010年，步印陆续推出了“希利尔讲世界史、世界地理、艺术史”。“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等套系，到《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的时候，公司的“青少历史”板块就起来了。2014年，步印引进自台湾小鲁文化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系列开始热销，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跟风之作。当圈内纷纷将目光锁定“历史”类童书时，郑利强却转头做起了地理书。
第一本原创书是被“逼”出来的
2016年6月，《我的第一本地理启蒙书》出版，至今销量达到70万册。这本书对于步印2017年做自有版权研发的策略转型至关重要。但对于这本书的作者郑利强来说，既是偶然却也必然。事实上，在《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火起后，郑利强也签下了小鲁文化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地理》，但他发现这套书有些问题讲得很深，小学生不一定有耐心看完，尤其是地理中有一些较专业的名词和知识。当时，郑利强的第一个想法是出一个导读手册，讲一讲地理的基本概念。有了这个想法，郑利强开始着手联系各方专家：北大、北师大、社科院的专家通通被郑利强找了个遍。“没人愿意写。”“很多专家没时间或之前没写过这类东西，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在这种不能算科研成果，对评职称没有帮助的书上面。”
步印的同事一致举荐步印掌门人郑利强：“您来吧！”理由是，郑是公司看地理书看得最多的人，并且编过《中国历代战争史》。就这样，郑利强硬着头皮揽下了这个活儿。
接下活儿的郑利强，整个人都不好了。如何把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形象地传达给孩子呢？身为“地理文盲”的步印老板娘于惠平成了实验品。打了将近1个月的腹稿，郑利强的写作过程异常顺利。10天时间，郑利强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后7~10时，每天写3个小时。30个小时写了3.5万字。写完后，于惠平怂恿郑利强出书。“完全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于惠平借着总编辑的身份鼓励郑利强。随后，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配图、编辑，《我的第一本地理启蒙书》诞生。“这完全是一本计划外的书。”最开始郑利强想，先印6000册，后来首印8000多。上市之后，很快卖完。两年时间，这本书的销量超过了70万册。
自有版权开发
《我的第一本地理启蒙书》出版后，郑利强开始鼓动公司编辑们自己创作。郑利强明白，这种创作不能盲目。2016年11月，郑利强开始着手编辑培养工作。郑利强的初步方法是给编辑出题。比如，某套地理书不好，那就重新编一套。编辑写故宫，写完后，郑利强来改，并给编辑指出，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写，为什么不能这么写。“很多人知识肯定是有的，也很容易找到，但最关键的是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让孩子喜欢。这是最重要的。一旦掌握了转换技巧，就比较好办。”2010年，步印曾出过一套《希利尔讲世界史、世界地理、艺术史》，郑利强很欣赏希利尔极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讲述方式，“希利尔写作的核心是不要把孩子当作小大人，孩子就是孩子，最好作者写的时候也成为孩子。”郑利强觉得，尊重孩子，意味着孩子懂的东西要告诉他，不懂的，用他懂的形式告诉他。
在培训编辑时，郑利强尝试按这个原则去操作。“悟性特别好的编辑，很快能掌握技巧。快的1个多月，慢的两三个月能掌握写作方法。”当然，郑利强也反思，“有的人能带出来，有的则不然。”这和他最初认为每个人都能培养，有所出入。如果说，《我的第一本地理启蒙书》是被逼出来的一本原创，那么，《中国历史长卷》的原创开发，让郑利强决定彻底将步印转型为一家原创童书开发公司，并开始磨合团队，试图摸索一条做原创开发的协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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