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剧场的前世与今生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剧场有一个剧场的命运。北剧场的命运就是：不断地被发现，又不断地被放弃。
其实，这已经不是北剧场第一次“关门”了，上一次是2005年9月18日，中秋节。北剧场的那一次关门，在当时戏剧圈和文艺青年中引发了远比现在更大的震动，用“哭声遍地”来形容远不为过，留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也相当海量。
作为中国第一个曾经拿到合法营业执照的民营剧场，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背景下，北剧场撑过了极为艰苦而又辉煌的4年。这期间，林兆华的20周年纪念版《绝对信号》、《故事新编》、《樱桃园》、陈建斌主演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汤唯主演的《切·格瓦拉》等多部剧作在此上演，除了大量工作坊、交流、戏剧课程之外，瑞典戏剧《斯特林堡的独白》、日本流山儿事务所的访华演出和首届英国表演艺术展、大学生戏剧节也在此发生。在短短4年时间里成为北京上演剧目水准最高的剧场之一，也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戏剧中心。
如果将镜头拉到更远的时光，1998年3月（也有报道称为1996年，但根据青艺大事记显示准确时间应该是1998年3月），当时的北剧场还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机关礼堂。时任院长为林克欢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于1994年位于东单的青艺剧场拆迁改造后一直没有固定演出剧场，便将这个常常用来放电影的礼堂承租下来后进行改造，用于暂时演出，改名“青艺小剧场”。
剧场首个上演剧目是《花房姑娘》，1999年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在此初次上演，意外的火爆让排队买票的观众从胡同一直排到了外面的交道口大街，这个剧场也开始进入更多戏剧观众的视野。2001年，青年艺术剧院和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后，青艺小剧场面临被弃用。消息传出后，制作人袁鸿带着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导演来看这个场地，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这个胡同里的剧场，觉得很有一种朴素的古典美。2002年年初，在投资100多万元用于剧场的设备和外装改造之后，正式以“北兵马司剧场”之名试运营。但是由于当时台资不能参与剧场经营的管理条例限制，剧场的正式执照迟迟无法拿到。没有执照，就不能合法运营，《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样的名剧也只能以“试演”的形式进行。拖了近一年，表演工作坊无心再战，决定撤出。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扔在北剧场这幢灰色的、隐身于胡同之间的剧场面前。先是通过北京剧协杨乾武老师的帮忙顺利拿到了文化局颁发的剧场经营许可证，然后在2002年圣诞节那天的雪地里跑了7趟工商局，最终在12月31日拿到了工商执照。从此，它拥有了一个合法身份。
然而好景不长，刚刚开业几个月的北剧场，就遇到了北京进入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2003年的非典，剧场不得不关闭了近4个月，直到7月才重新开始营业。袁鸿以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苦行僧般的生活，一直坚持到2005年9月，由于股权变更导致合作结构变化，精力、财力和心理上极大透支，我们最后下决心放弃北剧场。
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已经很有影响力的北剧场，很快被中央戏剧学院继续承租接管，作为学生的教学演出基地。中戏每年有拨款可用于剧场租用和改造，不需为场租等成本担忧。告别北剧场的我们，既有深深的心酸与不舍，又有释然。
想着如果它从此能过上好日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谁知不过10年，北剧场又再次面临被放弃的命运。
悲情命运之下的硬伤
在近20年的过往时光里，北剧场留存于许多人的情感与记忆中。但在这份“人之常情”之外，它的命运多舛，也需要以更冷静的态度去分析与思考。作为一个剧场，北剧场自身其实是有诸多“硬伤”的。
首先就是交通问题。它所在的北兵马司胡同是北京老城区，离地铁口步行距离较远，单向行驶、周围停车不便、极度靠近居民区。北剧场仅一楼就有392个座位，如果演出满场，只要十分之一的观众开车前来，这40辆车就足以让整个北兵马司胡同的交通瘫痪。加上附近均为胡同平房，隔音效果差，夜间散场和装拆台、卸货、装车的声音，以及货车停放、布景灯光等设备搬运等，扰民几乎难以避免，与周围居民很容易有摩擦。
其次是北剧场的舞台构造比较特殊，它由一个非常浅的镜框式舞台加一个小的伸出式舞台构成，观众席呈三面围合式。舞台上方高度有限，仅能提供一般的吊挂，几乎没有侧台，布景只能一景到底，无法用吊杆飞走或推到侧台进行更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演的剧目类型。
中央戏剧学院接管之后，由于北京消防政策的收紧和审批政策的变化，北剧场一直没有拿到正式的剧场运营资质，这使得它无法成为一个可以正常商演的剧场。由于长期只是用于内部教学演出和开会、交流等活动，北剧场已经长时间淡出公众视线，至少不再是一般商演会选择的剧场。
在中戏“因主校区移至昌平、未来将有七座新剧场、无意再续租北剧场”这一消息正式公布一年多前，坊间就已有风声传出。中航集团也曾多方寻找有意合作者，但各路人马来此“勘探”过后，均没了下文。此番传媒指责中航集团涨房租导致剧场夭折，多少也有点委屈了中航。要知道这个礼堂也是国有资产，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亦是情理之中的做法。而且公众如果知道这十年来在北剧场上消耗了多少公帑，估计又会是另一番心态了。
谁来对城市文化地标负责
一个曾经在戏剧史上留名的剧场，将要关闭，或是完全消失，这种事说起来总归是千夫所指。但若只是浅薄地归咎于某一方，甚至感慨为文化的消亡、商业的掠夺，又未免有点文艺青年的天真。
其实经营剧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一是建筑物自身的租金、水电暖能耗、维修、人员工资等巨大开支，二是我国对于剧场仍然按照娱乐行业的商用价格来计算水电和税收，这些都让通常在国外被定位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剧场在中国步履维艰。我一直非常诧异中国戏剧和电影行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这一话题好像视而不见。
我们在2005年告别北剧场时，已经开始深刻意识到，剧场并不是万能的，剧场只是一个壳，需要有内容，而且是优质的内容，才会有存在的价值。之前我们一边运营北剧场，一边还要自己制作和串联剧目，以弥补租场业务的不足。这大大地拉长了战线，有限的精力和财力，被这两部分工作所消耗，并且两部分都没办法做到最好。在剧场运营和内容制作只能二选一的前提下，我们选择了从内容出发，重新进入戏剧。
曾经拉开中国小剧场史大幕的北京人艺小剧场，在1995年以1000元开办费起步，曾上演过《棋人》、《爱情蚂蚁》、《等待戈多》、《雨过天晴》、《切·格瓦拉》、《纪念碑》等众多名剧。这个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小剧场，2009年央视大火之后，以消防隐患为由被宣布关闭。当初只需投入一点点改造资金就可以继续使用，但说停就停，已经彻底消失于文艺青年的视野中7年了。
放眼望去，中国大地上，有着类似命运的剧场，又何止北京人艺小剧场和北剧场。我在这些年的戏剧旅途中，在不同城市，看过更多有着近百年历史、数十年辉煌的文化地标性剧场或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拆除，和逝去的历史一同消散，或是由于“主人”的无为而寂寂无声，空空伫立，默默蒙尘。
安息吧，北剧场。
（水晶，2002年至2005年北剧场共同经营者之一，现为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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