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跃，中国纪录电影80后新锐导演，“大象微纪录”联合创始人 。曾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任职十年，其纪录片作品《激荡三十年》、《人民币》等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
《我的诗篇》由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担纲总策划，由吴飞跃和秦晓宇联合执导，是一部深入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真实拍摄的六位主人公既是普通的工人，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充满劳绩，却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天南海北，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我的诗篇》在完成全球首映后就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进入全球最大纪录片节荷兰IDFA的主竞赛单元，拿下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与“最佳音效”两项大奖，在国内、国际均取得非凡影响力。《我的诗篇》开创了纪录电影上院线的全新模式。吴飞跃也正在稳步推进其“纪录片+互联网+商业”的纪录片产业化构想。
《生活时代》：当初为什么要创作《我的诗篇》，又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关注到工人诗人的？
吴飞跃：2014年的3月，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读到了诗歌批评家秦晓宇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了工人诗人的作品，传达出一个信息：当今中国，起码有一万名工人诗人，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劳作，默默地用诗句记录自己的生存处境与精神世界。秦晓宇先生把工人诗歌从公众的盲区中拉出来，他的这篇文章让吴晓波和我都颇为震惊。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被低俗化。面对工人们写下的这些文字，每次我读到的时候，总是会寒毛直竖，内心是被极度震撼和触动的。
工人是有感情、有灵魂的,他们对这个时代是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的。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引领人们进入一个正在同步进行的陌生世界中去。所以我和吴晓波、秦晓宇三人商定，发起一个“我的诗篇”的综合计划，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的诗篇》。我们相信，通过工人诗歌、通过纪录电影这样的特殊载体，可以把这个来自中国深处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生活时代》：《我的诗篇》目前也正在进行“众筹观影发起人”活动，您能介绍一下吗？
吴飞跃：事实上，这个想法也是我们的网友们自发提出来的。在全国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电影，他们总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影院看到《我的诗篇》？当他们得知影院是因为对票房没有信心所以不敢排片时，有人就提出，那我来找观众好了。我相信我能在身边找到100多位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有共同价值观的朋友，我们众筹观影，成功后请影院排片。
这种方式迸发出了我们想象不到的能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些众筹观影活动不仅上座率在90%以上，而且引起了社会各界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效应是极大的。
我们“百城众筹观影行动”已经在格瓦拉上线，网友想了一句口号，大家都很喜欢，叫“用诗意点亮你的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百个素昧平生的发起人，他们分布在近百个城市，从明年1月份开始我们开展百城放映活动。最近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已经开始有些影院准备为我们排片了。我们想，如果能有1000个众筹观影发起人，那这在中国将是一个史诗性的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也将为举步维艰的中国纪录电影摸索出一条可能的道路。
《生活时代》：您希望《我的诗篇》达到一个怎样的意义和效果
吴飞跃：本雅明有一句话叫：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加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这部影片正是我们献给这样一个个看似低微的无名者的一份珍贵记忆。中国工人不仅亲手创造了经济奇迹，还在生产劳动之余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诗篇佳作，但这些内容和价值都被时代严重忽视和低估。
《我的诗篇》是让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从幽暗处现身，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展示其不容小觑的精神力量。这些工人诗歌具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历史证词的价值、启蒙的意义和文学价值。我希望的是人们可以触碰到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同时亦可触碰到一部中国工人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
明年我们还会推动《我的诗篇》参加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评选。在资本全球化、产业分工全球化的今天，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把中国工人和全球消费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上展映时，当我们在各种电影节上遇到外国评委时，我们能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关注。
《生活时代》：您是怎么理解“互联网化的纪录电影”这一概念的？
吴飞跃：应该说，《我的诗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为互联网化的一部纪录电影。在电影上映之前带动了几千万的观众了解到这些工人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我们通过互联网向全国直播“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通过众筹帮许立志出版遗作诗集《新的一天》，为《我的诗篇》筹集拍摄资金，在全国百城众筹观影活动。这三次众筹让我们收获了几千位朋友，他们通过互联网给了我们各种支持。另外我们还联合媒体一起发起互联网读诗行动，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加入，最终有上千万的点击量产生。
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给了纪录电影一个全新的命题。过去人们对纪录电影的认知是比较少的，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段去筹集资金、完成创作、与观众交流、宣传和推广。如果把握住这样的时代脉搏，有可能让中国的纪录片、纪录电影取得一个质的提升。
《生活时代》：2015年电影票房突破400亿，您认为这对电影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纪录电影又有怎样的影响？
吴飞跃：今年中国电影票房的成绩让人欢欣鼓舞，这会刺激和鼓舞更多人、更多资金投身电影行业；但也要看到这样一个剧烈膨胀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人们常常是拿着爆米花满心欢喜地去看了一部烂片，出来之后咒骂一番，然后再去，再骂。有些人认为，这是所谓“话题营销”、“争议营销”的一种策略。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未来的一种严重透支。中国电影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需要的不是营销，而是真正的良心之作，真正能让观众们看完有所得、有所触动的好作品。
现在这个时代，精神麻醉剂已经够多了，需要一些不同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录电影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们对纪录电影的感受是新鲜的，它可以给观众带来完全不同于娱乐大片的独特体验，我相信纪录电影能在当下找到极为庞大的观影人群。纪录电影其实已经不再小众，哪怕小到1%，当我们找到100个1%时，这也就构成了100%。今天互联网给了很好的机会去找到这100个1%，只要去找、去做，就一定会有机会。
《生活时代》：在未来纪录电影的路该怎么走？
吴飞跃：纪录电影与商业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内容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一部纪录电影如果要称得上成功，不仅需要殚精竭虑去创作，在推广方面也要有所建树，这样才能让纪录电影释放出它既有的能量，去撼动社会、触动人心。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纪录片界，我感觉能够把“品质、社会责任和商业属性”都完美平衡好的团队还太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有真正有水平的、也懂得为观众考虑的创作人才，还要有真正懂得纪录电影的经营人才。这种经营团队需要在前期找到合适的出资方、在中期保护导演的创作空间并在后期做好宣传和发行。我很庆幸的是，虽然《我的诗篇》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靠着大象微纪录的团队几乎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既定目标。我们引入了来自银天下、爱奇艺等机构的资金，他们也对我们100%信任，没有对内容进行过一点点干预；后期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壹基金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们在试着摸索一条纪录电影的发行道路，只要我们走通最后这个环节，未来其他的纪录电影就有迹可循了，我坚信中国电影市场会给纪录电影打开一扇很大的门，观众并不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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