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完成了《我们三代人》，交给了辽宁的一家出版社，却被要求在20多处进行文字修改，汤先生觉得这样就不再是他想表达的，所以宁愿放在抽屉里，这一放就是十几年，变成了“抽屉文学”。
今年，汤先生的这本遗著终于得以面世，书中首次大篇幅讲述了“梁效”事件来龙去脉，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书中还披露了汤先生对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以及壮志未酬的遗憾。
写真情，存真史，《我们三代人》展现了汤霖、汤用彤、汤一介三代读书人的情怀与坚守，而他们的遭际，又映衬出百年世变中“心事浩渺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那份苍凉。
对此，不如听听汤一介先生的老伴乐黛云先生如何解说。
乐黛云 著名学者，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汤一介
汤家家训的深意
这本书写汤一介先生一家三代人，这三代人都是诗书门第吧。他的祖父是进士，然后是考官，然后也当老师，开门收徒弟。汤用彤先生是北京大学原来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后来做文学院院长，一直在北京大学教书。汤一介一直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教了一辈子，没做过别的事情。
这本书不算很薄，它实际上可以说是野史，野史一般有个缺点，就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很实在的根据。而这本书不一样，言之有据。我跟汤一介在一起生活了63年，我可以证实这本书没有任何谎言。
汤一介在序言里写：“我用我自身亲身的耳闻目睹以及可得知文献材料，通过我们三代人的经历，来描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遭遇以及我的感想。”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记载了一些很快会淹没的史料。
这本书首先是知识分子心态的记录。汤霖五十大寿时写过一篇《自序》，说：“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镇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今之大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
当时国家兴亡正在很关键的时刻，他说他这一代人是很失败的，做官没有为人民做太多的事，也没有立业。那么我们怎么安身立命呢？他说我们应该“事不避难”，做事情不要回避困难。“义不逃责”，只要是合乎道理，合乎正义，就不要逃避责任。“素位而行，随适而安”，遇到什么事情应该安心于那个事情，要适应这个环境，要能够安心。
其实前两句是儒家的思想，前两句说义不逃责，事不避难，就有一个儒家的胸怀，后两句是道家的思想，如果你做不到，也要随适而安，安心的生活。这种家国之忧，汤用彤先生更深重。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打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他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
这几句话也是汤一介毕生奉行的，现在他已经安葬在戒台寺山下的一个墓地，在他的墓志铭上把这个家训刻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三代人一代一代下来都是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信条，是汤家的家训。
当年未能说出的心里话
本书记录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正面认识。比如他提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提到扫除黄、赌、毒，全新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新社会；还提到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干部清廉，人民精神面貌也是全新的。那时的知识分子都发自内心地拥护党，拥护新中国。
此外还如实记录了经过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发生的变化。比如汤用彤先生认为，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时，科学院不应把张政烺先生挖走，这使北大的中国上古史无人教，把郑天廷先生调出北大，使历史系清史的教学与研究成为空白，以至于北大历史系的中国史不能形成自上古至近代的一个教学与研究队伍。他也觉得哲学所从北大挖走的人太多，削弱了北大哲学系的力量。而中文系则因院系调整，致使元气大伤，例如把杨振声、冯文炳等调出都非明智之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做使教学与科研分开来了，影响学校的发展。如果当时把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集中起来，而且给予适当的教学与研究条件，也许目前一流大学基础会更好一些。
可惜当时这批知识分子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根本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建设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坚力量。这点从“反右斗争”就可以看出，汤用彤先生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说：“我没有坚决执行人民的教育政策，仍然让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了新北大，表现在纯学术观点和美国标准两点上。”这样的“检查”，现在看起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再如，开始“三反五反”时，彤先生还是北大校委会主席，当时北大反贪污、打大老虎的重点之一是唐兰先生，说他倒卖文物；还有人说刘国钧教授把一批重要图书运往海外等等，但这些后来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现在看来当时进行“思想改造”，无疑造成了隔阂，应该深以为教训。
对历史负责
本书记载了很多难得的史实，如果没有这本书这些事情就很难流传下去，也很难让大家记住。比如关于“梁效”，所谓“梁效”就是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大批判组的简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谈过很多次，就是要不要写这个“梁效”，因为“梁效”的问题并没有做结论，一直拖下来。最后老汤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情还得讲，他要是不讲永远搞不清楚。
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多自我批评，这点我觉得很了不起。汤一介说：“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他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的，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这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然已过了30年，而且组织上也不下结论，也不再追究，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这二三十年我常常想着这个问题，要不要说说这个问题呢？时而觉得应该做个认真的自己批判，时而又想事情已经过去了，谈多了反而会引起误会，现在趁我写回忆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我和‘梁效’做一个交代的好机会”，所以他写了1.2万字，哪些他能负责，哪些不能负责，做了很详细的交代，我觉得这本书只要有这部分就值得看。
也是因为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他没有顾虑，把想的说出来了，所以很值得看。写这些话时他已经得了肝癌，肝硬化已有七八年，所以这些话都是写给现在的未来的知识分子，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前途，我们应该学会反省自己。
一生致力融会贯通
那么，《我们三代人》中反映出来的汤一介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我觉得汤先生的哲学是唯物的而非唯灵的。其次，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先生自己的哲学一定是实证的而非想象的。汤先生每个观点背后都有材料的基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那些玄虚的东西，没有那些想象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实证的，所以实证原则是我们理解汤先生的哲学重要环节。
再有，汤先生哲学的体系是哲学的而非宗教的。汤先生终其一生，对待世界、对待人生的态度都是这样一种理性明达的态度。第四，汤先生的哲学是整体的而非碎片的。在体系化的思考变得不合时宜的时代，他仍然把体系作为哲学唯一标志的一种思想的倾向。结构性的、塑造性的影响。没有体系就不是哲学，当我们过分地关注所谓的细节性的思考的时候，往往我们忽略了对世界整体的判断和认识。
第五点，先生的哲学体系以及他继续的哲学体系一定是建构的而非解构的。伟大的、崇高的我们都去把它破解掉质疑这个世界还不容易吗，放弃这个世界还不容易吗？真正难的是充满热情的对这个世界的坚持，对某种信念的坚持。
第六点，先生的哲学具有非常包容的态度。汤先生为人是一种非常宽厚的态度，他在讲各种文化传统的时候都更多地趋向于从了解至同情的角度来阐释它们的价值，先生为学是如此，思想是如此，我相信他写的东西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做学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料性的，我掌握大量的史料再来说我的意见，另外一种就是书斋型的，我在我的书斋里做学问。大家认为汤一介做人一方面讲究和大家一起，比如做《儒藏》，办文化书院，比如他的晚年，最后的十年做了三智文化书院。还有把儒、释、道三家联合在一起，办了另外一个书院，叫什刹海书院，也是做得很有成就。所以他总是不断地凝聚，不断地会合，不断地聚合。陈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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