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高速公路工地“潜伏”三年，拍摄纪录片《大路朝天》并出版非虚构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
2015年12月13日，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携新书《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与学者梁鸿共同做客理想国沙龙，以“记录的在场与立场”为主题展开对谈。此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于11月面世。
书中描述了一群公路建设者的人生故事，由此展现出一个基层村庄被时代改变的境遇，乃至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代价。同题纪录片《大路朝天》已于今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首映。这是作者张赞波耗时三年多“潜伏”在高速公路工地的成果。
张赞波与梁鸿的作品都被称为“非虚构创作”，“在场”与“立场”则是非虚构创作的关键词。“虽然一个是影像一个是文字，但它们的素材、与外部关联的东西是相通的。对记录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身在事件现场，也就是‘在场’，这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记录者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素材，也才能使作品尽可能真实。”谈到非虚构创作的体会时，张赞波回答。
如何抵达在场，怎么来进行身份的转变，让被观察者愿意诉说真实经验，这对记录者来说很重要。曾经写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梁鸿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她认为，在现场里记录者的所有身份都不重要，最直接的交流就是眼光。当记录者眼神中所包含的感情在被对方感知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出来了。
“在现场并不意味着拥有某种道德的优势，‘我来关心你们了，你们还这么不理解、不配合’，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很容易犯的错误。我觉得在他们面前，我们是要更‘低’，因为记录者首先是一个索取者，虽然是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给大家展现某种生活形态，但依然有很大的索取在里面。”梁鸿说。
张赞波表达了自己在身份转变上的困惑，开始“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时，他们很难没有质疑、毫无保留地打开。但慢慢的他们开始了一种日常生活化的交往，记录者被自然地接纳。最后公路修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张赞波与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密切的关系。此前他曾忠实于纪录片导演不应干涉被摄对象生活的理念，但经过他上一部纪录片《从天而降》的拍摄之后，张赞波逐渐改变了想法。“我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去到现场，就会有人的基本的情感反应、表现和认知。如果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出来的片子就会像说明文，没有人的温度在里面。”
梁鸿读了张赞波的新作，她认为，张赞波与拍摄对象有很好的关系，从而得以把他们的生活如实记录下来，而不是一个让人去“怜悯”或“谴责”的生活。他没有把这些农民工特殊化，他和他们是平等的。“这很难得，因为很多人面对这样的场景时，很容易表现某种道德优势。张赞波的作品呈现一个原生态的状态。”
至于立场问题，梁鸿认为，像《中国在梁庄》《大路》这样的题材，当你以记录的眼光看到生活的本质时，难免会有立场，只不过是把立场隐藏到什么程度。但是，记录者不光要隐藏自己，更重要的是把生活的内部复杂性写出来。
在张赞波的书中写到多处拆迁场景，涉及到农民的房屋、财产、赔偿，还有他们与村支书的冲突，都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真正到达在场的状态后，生活的复杂和矛盾有时会超过记录者的想象。我希望书中呈现的是非常复杂、幽暗的社会性、人性。我不喜欢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张赞波没有把工业化和现代化放在绝对的对立面，而是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应该呈现多层次的、开放的现实。
创作者有了自己的立场后，就要思考如何去使用这个立场。对此，梁鸿说，“如果只是把立场作为写作的原点，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写到最后，归根结底只是现在的状况有多么不好，没有让别人有多一点点对生活的理解，那这个作品本身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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