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13日，由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两个星期之前的11月30日，这部电影的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却因心力衰竭去世。如此不巧的巧合，实在让人不胜唏嘘。
《办公室的故事》是一部喜剧，它的喜剧性建立在苏联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上。原剧作当中，梁赞诺夫的种种设置不可谓不巧妙：故事发生在“统计局”——一个与数字打交道的地方。不消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局局长，听上去就给人一种严谨的感觉，更何况是一个女人。最终，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女局长卡卢金娜成为了一个众人口中严谨守旧的“老太婆”。而另一方面，男主人公诺沃谢利采夫却是在苏联工业体系当中基本无足轻重的“轻工业处”的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他胆小而平庸，嘴碎而自卑，还拉扯着两个孩子，邋遢的小市民形象跃然而出。
所有这些，都为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同时也无疑对剧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比如，在本剧当中，饰演女局长一角的冯宪珍便是电影引进中国后女局长的配音演员。这种设置固然是好的，但我们也不禁有此一问：既然有过极度出色的电影，甚至还有过极度出色的配音，那么同样是“耍嘴皮子”的话剧的出现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论是导演和演员，都应该在电影的基础之上重新给出自己的阐释，推出自己的新意，只有这样，《办公室的故事》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从电影到戏剧的转换和蜕变，而不是简单的致敬、追随甚至复制。
从演员层面上讲，所有人几乎都做到了“精确复刻”，甚至都不乏灵光乍现的瞬间。比如扮演舒拉的女演员李志新，在被局长发配回会计处后对秘书的一通发泄着实让人震惊。更让人震惊的是饰演诺沃谢利采夫的韩童生，他用极度个人化的肢体语言把人物进一步滑稽化，用更加夸张的手法展现出了这个角色的好笑与动人，使得一些场景甚至给人一种“这才是原版”的错觉。
从导演层面上讲，俄罗斯导演排俄罗斯戏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无论是极具时代感的装潢，还是特别复古的秋叶幻灯片，甚至是不断插入其中、引导剧情的对唱，都能瞬间将观众置于恰当的苏式氛围之中（尽管演员唱功略显尴尬）。另一方面，地铁的人潮、时尚的森系服装又让当下中国的观众心头一颤，瞬间拉近了彼时与此时的距离。可以说，导演亚历山大·库金在克制的中国化和原汁原味的故事之间找到了极其微妙的平衡，让中国观众既能有所共鸣，又不会因为让人感觉过于“中国”而出戏。更精妙、更戏剧的表现手法则是舞台美术的运用：前后两片格挡围出一个办公室，需要时前移平台上拉格挡，不需要时则后撤下滑，整个设计使得场景既有纵深又有高度，舞台利用程度之高令人咋舌。这不仅是两组人物同时出现的客观需要，更是导演匠心的具体体现。比起目前中国大多数话剧极度平面的舞台设计，《办公室的故事》或许能够给人很多新鲜的启示。
从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到两个小时的舞台剧，最大的转变还是节奏。然而从演出的情况来看，节奏的加快实在有些矫枉过正，有些时候甚至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连演员都根本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必须中场休息十五分钟才能继续。全剧在一个极其突然的接吻后宣告结束，之前缺乏必要的情绪酝酿，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撑，之后又再无下文，显得仓促而没有余味，由此也成为全戏当中为数不多但也最煞风景的败笔。这样的问题并不鲜见，除了导演的指导存在偏差以外，语言的转换也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毕竟，《办公室的故事》不仅是一出“体制的喜剧”，更是“语言的喜剧”。
在《办公室的故事》当中，两段爱情故事相互交织，一段是老同学之间看起来极有可能复萌的旧爱，另一段怎么看也没戏的女上司和男下属之间的吵闹。让人没想到的是，老同学最终形同陌路，女上司和男下属却喜结连理。正如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命运的捉弄》和《两个人的车站》一样，《办公室的故事》讲的同样是“两个人”，讲的同样是“命运”，讲的同样是时空的偶然性之中存在的感情的必然。
如果说，梁赞诺夫的体制讽刺确有其时代性，但体制喜剧表象下的性格喜剧却意味着某种永恒。只要人类尚且拥有未被侵蚀殆尽的性格，喜剧便足以生根发芽。这也让人想起几年之前火爆得不行的审查官与被审查者的故事《喜剧的忧伤》，甚至是几十年前喜剧电影大师恩斯特·刘别谦的经典之作《妮诺契卡》——那不是体制与人的较量，而是人与人的碰撞。最终，“严谨”化为坚守，“平庸”化为诚恳，人的情感喷薄而出。
梁赞诺夫的悲与喜
人们惯于给俄罗斯导演梁赞诺夫冠以“喜剧大师”的名号，却往往忽视了他电影当中的另一个侧面：“悲”。在这里，如果说“喜”考验的是作者的洞察力，“悲”考验的是对于人事和人性的体悟，那么“悲喜”交加的“人情味”才是梁赞诺夫真正的过人之处。
车与库——梁赞诺夫的讽刺短篇
有趣的是，梁赞诺夫的《看好你的车》（1966年）与《车库》（1980年）这两部作品虽然相隔近15年，关注的事物却是同一个，那就是汽车。这里不得不提到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从1964年底直到17年后的1982年，苏联一直处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在这期间，苏联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实力大大增强。勃列日涅夫相信“发展重工业，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不变原则”，于是，85%以上的工业投资在那时被用于发展重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汽车工业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可见，《看好你的车》和《车库》这两部横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的电影绝对不是偶然出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几乎便是梁赞诺夫对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录和思考。
《看好你的车》是梁赞诺夫的早期作品。上世纪60年代，轿车在苏联还算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看好车”这样一个题目似乎本身就已经在提醒人们某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和隐然存在的阶级对立，让人想起德·西卡的名作《偷自行车的人》，只不过相比起来梁赞诺夫这个题目起得有些俏皮。在这部影片当中，导演用犯罪类型片的方法讲述了一个保险销售员偷汽车的故事。直到影片结尾，观众才知道这位保险销售员偷的都是有钱人的车。主人公把偷来的车都换成了钱，又把换来的钱捐给了孤儿院，自己没留下一分。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被偷的车主其实是个奸诈的掮客，往往能从希望买到外国货的有钱人手里赚上不少；另一方面，买下赃车的人竟然是个神父，钱则是人们奉给教堂和主的。通过这种巧妙的编排，梁赞诺夫把苏联当时的物质匮乏揭露了出来，又把苏联人的精神堕落挥洒得淋漓尽致。当然，主人公也确实是在用不正当的方式维护正义，因此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对梁赞诺夫来说，法律从不制裁真正有错的人，这也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天问”。
尽管《看好你的车》与《车库》都来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但这一阶段的初期和后期还是明显不同——从社会背景上看，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有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车库》便由此展开。片中的动物博物馆组建起合作社，决定联合所有车主的力量修建一个车库。但在车库已经动工之时，当地却要修建一条交通干线，道路正好通过车库一侧，因此必须减去5个车位。合作社推举的委员会给出了一个5人名单，但在说明会上遭到了5个人的强烈抗议，最终大家不得不用整整一夜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车库》的基调与《看好你的车》有本质不同：后者是体制下的悲剧故事，尤其是主人公演完哈姆雷特便锒铛入狱，无辜之情溢于言表；前者则是“二十闹汉”，从人物性格到剧情展开，没有一分钟不是喜剧感十足。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梁赞诺夫先后抛出了重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揭示了苏联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修建公路的作风，然后又通过整个故事主体讽刺了委员会的独断专行和片面追求集体利益的错误行事方式。
不过，《车库》远不止于此。在影片结尾部分，被决定让出车位的古西科夫的妻子由于在家长期忍受丈夫出轨、在外屡屡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精神崩溃，把同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又把委员会主席当成了丈夫，哭泣着让他不要在外寻欢。所有同事看到这一幕不禁怆然，于是把古西科夫的妻子围在中间，有衣服的为她披上了衣服，有长号的为她奏起了乐曲，所有的争论顷刻之间有了明晰的答案。不得不说，梁赞诺夫式悲喜剧似乎总能在看似无望的争吵和体制之中找到一丝人性的温情，这种温情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里，流淌在整个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永远无法丧失和消弭。
三部曲——梁赞诺夫的情诗全集
任何试图把《命运的捉弄》（1975年）、《办公室的故事》（1977年）和《两个人的车站》（1983年）说成是“三部曲”的努力最终大概都会被证明是徒劳的——“悲喜三部曲”？梁赞诺夫哪部电影不是既悲且喜？“爱情三部曲”？难道这三部电影讲的是爱情？
三部曲都是典型的大部头，为满足电视制作的缘故，这三部电影的时长都在三个小时左右，分上下两集。其中最为国内观众所熟知的应该是《办公室的故事》：一个性格怯懦的小科员与古板的女局长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事实上，三部曲中在苏联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要数《命运的捉弄》，甚至直到今日，这部电影还是曾经的独联体各国辞旧迎新的首选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饱经战争摧残的苏联还是没有从二战时期的巨大损耗中恢复过来，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接踵而至，这使得住房短缺已经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危机，苏联掀起了公寓建设狂潮，要在短时间之内建起大量高层建筑，正如《命运的捉弄》开头的动画所描述的那样，设计方面的问题便成为了次要的细节问题，所有楼房都盖成了一个模样；人们也懒得为公寓之间新增的街道起个名字，于是所有的道路也都叫一个名字；用梁赞诺夫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再也不需要乡愁了”。故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正准备与未婚妻共迎新年的热内亚意外地喝醉了，又意外地被送上了去往列宁格勒的飞机，意外地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相同街道名字、相同楼号和门牌号的房门，而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嘉娜，也正要和自己的未婚夫共度良宵。于是，种种误会接踵而至，最后热内亚竟然意外地和嘉娜喜结连理。客观上讲，影片显然为了满足电视播放而被拖慢了节奏，但这却恰好进入了另一种“爱情的节奏”，某种程度上中和了偶然性带来的突兀感，为机缘巧合营造了一种恰当甚至浪漫的氛围。尤其是热内亚和嘉娜在片中唱的几首苏联情诗改编的歌曲，和着窗外的纷纷白雪，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感性和温柔。
故事起源于讽刺，发展于幽默，却意外地终结于浪漫，这是三部电影的共同特点。作为“电影界的契诃夫”，梁赞诺夫的成就或许不在于尖锐，而在于复杂，在于他笑着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展现出俄罗斯人是如何在荒谬的体制背景下生存，并在重重阻力之下达至人性之美和人性之善。这也无疑展现出“爱情三部曲”只是他所有叙事当中的一个部分，他的所有电影，其实无一例外地都是对人本身的美好赞歌。
在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中，主人公由于长途奔走累倒在哨兵背后的雪地之中，由于在规定时间无法回到监狱，他可能会被判处逃狱的新罪名。正在这时，在一片白茫茫里，主人公与妻子背靠着背拉起了手风琴。远处的监狱长侧耳倾听，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他没逃跑。听啊，他回来了。”
安徒生——梁赞诺夫的童话故事
2006年，梁赞诺夫完成了他的作品《安徒生：没有爱情的一生》。从标题上看这部电影是对“爱情三部曲”的总结和延续。事实上，安徒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梁赞诺夫的电影当中出现了——也许您没发现，《办公室的故事》，不就是现代版《丑小鸭》吗？只不过，那时的梁赞诺夫把故事放入了一个时代的套子里，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了一个童话故事。这一回，他跳出了圈子，直接跃入了传记与童话故事的奇妙混合，用一种更为精巧而复杂的叙述方式展现出安徒生的一生，这其中既包括他的创作生涯，也包括他的爱情经历，还有他生活当中的种种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梁赞诺夫在这部电影之中提及了安徒生的犹太情结，而影片中对腓特烈九世亲自贴上黄色大卫星向纳粹示威以保护犹太人一段（经考证，这真的仅仅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直接忽略了安徒生生活的年代，把他对犹太人的怜悯和信念带到了近百年之后。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梁赞诺夫正是借此表明，除了“爱情”，人生中更大的那部分或许还在人对心灵的关照上，在人对他人的博爱里，在人为整个世界带来的欢笑中。而他自己，就是一个矢志不渝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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