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9月27日开始，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期至第10期，一直在连载一篇别有意趣的小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这是冰心老奶奶在不写童话时，写的一篇据说是跟林徽因较劲的小小说。她写道：“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姑且不论在冰心小说中的春天沙龙里，在后来又描述了一些怎样的人物与语言，究竟是否影射过某某。
真实版的北平春天，真实版的林徽因“太太客厅”里，翻译过《包法利夫人》的李健吾倒的确是去过的。原来，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信邀约其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全北京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平生幸事。林徽因的这种约见方式，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学修养与声誉上并不逊色于林徽因。因而两人在“太太客厅”的相聚，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而绝没有冰心笔下的那种“公关”意味；至少不能与文学青年求见资深编辑的社交类型相提并论吧。
后来，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有保守的大学教授竟然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云，为此李健吾还特意写评论，盛赞林徽因说：“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并强烈推荐称：“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单单从这些文字里都可以想象得到，客厅沙龙里的李、林二人相互默契与愉悦之程度。加糖或是不加糖的咖啡，面包夹馅是乳酪或苹果酱；林递给李的咖啡，李递给林的面包，都是恰到好处的了解、彼此无间的欣赏罢。
此刻，北京总布胡同三号，春日的暖阳正亮晃晃地晒在客厅的纱绣窗帘上。一丝一扣的亮边，精巧中透着欣快。李、林二人的会面，也应当是愉快轻松的。或许正是受客厅沙龙的场景影响，李健吾戏拟了一部三幕皆是以“客厅”为布景的话剧，剧本名为《这不过是春天》。剧中的一段对“太太客厅”的描述，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表现出来之际，观众难免仍会对之会心一笑。
“你以为侯门似海，她见客不会自由。现在你一定往反面想，是不是？你走过客厅，看见那许多男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闻不问，这正是新式富贵人家的好处。你不知道，你这一进来，就招了一群人羡嫉。我希望你过不了两天，能够自动流放到那样一群例客里头。”
李健吾在自序中写道：“这不过是春天，原是二十三年暮春的一件礼物，送给某夫人做生日礼的，好像春天野地里的一朵黄花，映在她眼里，微微逗起她一笑。连题目算在里面，全剧只是游戏，讽刺自然不免，但是不辣却也当真。据我所知，女学生比较容易，也爱扮演这出喜剧的。实际这里的人物，只有厅长夫人一个人而已。”——1904年6月10日生日的林徽因，在李健吾创作此剧所声称的“原是二十三年”（即1934年）的时段里，恰恰是林徽因30岁的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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