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冲突，并非私人恩怨，而基于不同的治国理念。美国正是在分别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两个派别的斗争和博弈中诞生、成长，走过两个多世纪。
《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一书生动再现了两人的个性、激情和梦想，他们的精神遗产如同DNA的双螺旋，至今塑造着美国的形态。因此，厘清两人争议的来龙去脉，有助于了解今日美国。
对立在于差异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但塑造了全新美利坚民族的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
18世纪9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激情年代”，当时对美国政体的争论非常激烈，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一直影响着美国此后200多年的发展。
对于新生的美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两人持有完全对立的见解：杰斐逊主张美国应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多元化的社会，更强有力的州政府和相对较弱的联邦政府；而汉密尔顿则担心过多的自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主张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以保障这个新生国家的安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两位开国元勋相左的意见，就像美国政治体的DNA双螺旋。美国历代两党就贸易规范、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以及政府应该在医保体系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而这些斗争的分歧总是可以追溯到把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割裂开来的根本性差异：对民主的信念、对公民自由的承诺、对市场力量积极意义的信任程度、对个人机会与人身安全保障的提供、对异议的容忍度、对军队规模的控制等等，而其中首要的是政府干涉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本书作者约翰·菲尔林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专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美国史，他在深入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两人的争论过程，深刻分析了两人的政治观点对美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影响。
不同的“灵感”选择
时间回到1993年的1月17日，这一天距克林顿成为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还有3天，他和希拉里来到了杰斐逊位于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市郊蒙蒂塞洛的故居。克林顿选择在与自己同名的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故居就职——克林顿的全名是威廉·杰斐逊·比尔·克林顿。
在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中，他把杰斐逊描绘成改革的鼓手。他说，杰斐逊笃信民主，并且坚信为了“振兴我们的民主”和“保存我们国家最牢固的根基”，周期性的“巨大变革”必不可少。“美国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须变革。但这种变革一定要在杰斐逊所阐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人平等这个“美国理想”的框架之内。
在此后克林顿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频频提及杰斐逊，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甚至称杰斐逊是“比尔·克林顿的灵感之源”。
但是，克林顿的继任者乔治·W.布什很少提及杰斐逊，他更多地被另外一位开国元勋所吸引，他就是汉密尔顿。2006年5月30日，布什宣布新财政部长的任命。在讲话中，他希望接受任命的亨利·保尔森能够紧随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步伐，监管好“公共财政的运营”，这对保证美国经济健康与竞争活力至关重要。
声誉此消彼长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两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始终一成不变。
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杰斐逊成了全民爱戴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的影响则不那么重要。这种巨大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一个接一个来自民主党的总统，不断加固杰斐逊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但在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改变。随着南方诸州宣布脱离联邦、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及对奴隶制批判之声日渐高涨，身为南方人和奴隶主的杰斐逊声誉一落千丈；而汉密尔顿作为强大国家政府的拥趸者，地位开始飙升。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工业时代后，汉密尔顿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为早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他就为杰斐逊的平均地权论提出了替代方案，这一方案最终使美国经济实现爆炸性增长成为可能。
工业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为人们在社会、文化和物质方面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导致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庞大的企业和举足轻重的金融家在政坛发挥影响力，而数量庞大的美国人忍受剥削，陷入贫困。此时，杰斐逊的声望开始回升，尤其在南方和大平原地区，这些地区是农民的家园，他们自认是铁路、关税以及企业和金融寡头掌控下的国家财政政策的受害者。
在重新燃起的这波对杰斐逊的赞赏潮中，汉密尔顿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个公开赞颂汉密尔顿的白宫主人，称他为“美国史上最有才华的政治家”。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中央政府在应对由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残酷现实和不平等时必须有所作为。
不过，另一位罗斯福总统则完全投向了杰斐逊的怀抱。大萧条期间，富兰克林·德诺拉·罗斯福通过实施“新政”，把寻求救济、渴望社会改革的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联合了起来。新政基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就业机会”的目标，被认为与杰斐逊精神一脉相承。
但当冷战的铁幕笼罩美国时，汉密尔顿作为曾经在外交行动上的铁腕主义者，再次被人们尊崇。与此同时，杰斐逊的声誉在民权运动时期却遭到了损害。
人性总是相通的
本书不止于描述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在意识形态治国方略方面的差异，而是力图深入探究是什么塑造了他们迥异的气质，从而理解他们的个性，并为其个性在做出不同抉择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注解。
想深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内心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承认，像他们那样的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你我皆不同。而且，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也与今天迥然不同。但是，尽管时代不同，人性却是相通的，这让书中的一切又有着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强大的中央政府、健全的金融系统和强劲的工业企业，是汉密尔顿的遗产；人们对平等的笃信不疑、对创新的孜孜以求，以及横跨美洲大陆的辽阔疆土，则是杰斐逊留下的财富。汉密尔顿与杰斐逊，注定将继续“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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