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溥杰（左）、毓崇（右）
为图清静，溥仪“赐赏”打发喋喋不休的帝师们
在紫禁城的小朝廷中，溥仪优哉游哉地过着关门皇帝的生活，但在出国留洋梦想的牵引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有了《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溥仪错误地满以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他的小天地内为所欲为，独自称尊。但是，毕竟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持往宫廷之外，于是便挖空心思地要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出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恰值此时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 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何谓“伴读”？就是到宫中陪溥仪读书。宋代王府设有伴读的官职，教宗室子弟读书。辽代到明代，王府皆设置伴读这一官职。清代以后，伴读官职和俸禄被取消。尽管是一个头衔， 但王公贵族的子弟依旧以成为伴读而感到无限荣光，因为从小就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皇子，与之建立良好关系，一旦有朝一日皇子成为皇帝， 昔日的伴读必将成为权臣。于是在溥仪九岁时，选定溥仪的弟弟溥杰、溥伦的儿子毓崇成为溥仪的伴读。十四岁时，又选定七叔载涛的儿子溥佳进宫伴读英文。他们每人每月能拿到按80 两银子折合的赏赐。尽管溥仪已经退位，小小的赏赐对这些皇亲国戚的子弟们根本算不上什么， 但是那些王公贵族们照旧唯对这位逊帝马首是瞻，妄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实现复辟清朝的梦想。
首席伴读当属溥杰，他从十五岁到十八岁每天上午都要到紫禁城伴溥仪读书。溥杰比溥仪小一岁，但他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溥仪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溥杰每天都可以出入宫廷禁地，并可以在外面活动。
按照清王朝的历代先例，“皇帝陛下” 凭着权力可以随意将宫中珍品赏赐给臣下。溥仪也曾行使过这种祖传的“特权”。溥仪先后究竟赐赏了多少古物和书画，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溥仪身边的人，只要一有可能，便会千方百计、花样百出地“逼”溥仪赐赏。溥仪身边最亲近、最常见面的帝师、近侍获赐最多， 其次是近臣、政客，再次便是投机分子。
仅“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赏单，赐赏帝师的名贵古画就有：赏陈宝琛的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赏伊克坦的米元章“真迹”一卷；赏朱益藩的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赏梁鼎芬的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局部) 一卷。“宣统九年”三月初十的赏单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的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图》一轴。帝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溥仪听得高兴，常常给赏；帝师讲贤君、名臣，也给赏；帝师劝导节俭勤政，自然也得给赏；当溥仪为“帝业”烦躁时，帝师们喋喋不休地大谈圣世治道，溥仪无处可躲，只好给赏打发帝师们，以图清静。所以，对帝师们的“赐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利用伴读每天出宫的机会，把宝贝一批批送出去
溥仪为了“复兴帝业”，对于政客和军界强人的“赐赏”往往是十分大方的，赏的尽是宫廷珍品。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到北京晤见段祺瑞时，不知何故，特地入宫给溥仪请安。溥仪喜出望外，赐赏他无量寿金佛一龛、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尺头四件， 并赐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民国将领。紫禁城收到奉天（奉天府，沈阳市旧称）汇寄的代售皇庄的款子后，溥仪命内务府选出两件珍贵的古物以“皇帝”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一件是乾隆款宫藏瓷瓶。甚至直系首领吴佩孚的五十寿辰，宫里也不忘带一份“厚礼”拜寿，内有“皇帝”的赏礼。
如果说“赐赏”政客和军界强人是出于“复兴帝业”的考虑，是溥仪心甘情愿的， 那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语之下获得的“赐赏”就只能看成是宫廷被蒙骗了。
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花样翻新地向溥仪献殷勤，用十分动听的甜言蜜语搅得溥仪脸臊耳热，幻想自己一次次地在恍惚中重登皇帝宝座。他们“真诚”地表示甘当“皇帝”的门下走狗，愿意为复兴帝业而奔走。喜出望外、心怀感激的溥仪自然兴奋莫名，他如何表达心意？来者不拒，有钱就“赐”钱，没钱便“赏”宫里的字画、古董、珠宝，等等。日子一久，一传十，十传百，谁都知道溥仪复兴帝业的强烈愿望，谁都知道这位渴望复位的逊帝出手大方，于是乎，骗子和投机者便蜂拥而至，连洋骗子加流氓的人物也加入其中。如沙俄流亡军官谢米诺夫，由罗振玉、郑孝胥引荐，拜见溥仪，大谈“犯难举事， 反赤复国”，说得溥仪心花怒放，第一次就“赏”五万元。随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技重演，获得“赐赏”不少，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做过什么，甚至不记得自己的许诺。还有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英国人诺斯等，都是将钱、物骗到手后，便溜之大吉。
溥仪除了上述赏赐之外，逢年过节对于他的伴读也有所赏赐，或赏一部殿版书，或赏一匣极为精致的古墨，这均为正常的赏赐，但在其后对溥杰的赏赐中，则是利用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正常形式，玩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监守自盗的把戏。
伴读溥佳也是盗运珍宝的局内人，他的一段自述所言有据，不妨转录如下：
因为早在1922 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 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我们也考虑到一旦离开宫内，对于生活费用以及出洋留学的经费，势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准备。
从1922 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大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本上要记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 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 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
盗运的目标为何首先锁定宋、元版珍贵善本书？
从1922 年9 月4 日（即“小朝廷”自行规定的年号“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从此下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善本书与溥杰、溥佳等平时携带的课本表面上大小一致，形式上又都属于课本一类，由于它的体积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与平日太监们伴同出入紫禁城所携带的物品表面相仿佛，这样就不致引起京畿卫戍司令部所属的“内城守备队”值勤士兵的怀疑。
辛亥革命后，紫禁城一分为二。溥仪虽已退位， 但按《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之规定，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只不过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以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为主体的外朝划归民国政府，而南起乾清门、北至神武门的后三宫和东西六宫等内廷范围仍由逊清皇室使用。这样，就由两部分部队分别担任紫禁城内外的警卫。神武门外，由原宫廷禁卫军改编的陆军16 师第三团组成的内城守备队担任守卫，神武门内则由护军担任守卫。
溥仪他们密谋盗运国宝的关键是怎样平安无事、顺顺利利地运出宫外，成败的焦点是怎样混过由京畿卫戍司令掌管的“内城守备队”这一关。溥杰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发现那些吃粮饷而又麻木不仁的兵痞们对他们携带黄包袱出宫门竟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他们顺利地蒙混过关。
紫禁城宫殿中用以贮藏图书的主要有文渊阁、藻堂、昭仁殿、五经萃室和景阳宫等处。昭仁殿，位于内廷乾清宫东侧小院内， 主殿西阔三间，前有悬山卷棚式抱厦。于乾隆九年（1744 年）和嘉庆二年（1797 年）两次收集编纂全宫里所有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旧版秘籍，贮藏于此殿。溥仪对溥杰的“赏赐”首先就是从此殿所藏的宋、元珍本开始。
“赏”善本书一直到1922 年11 月13 日（“宣统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止，在这两个多月之中，有的是逐日“赏赐”，如10月4日到10月1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不知是何缘故，有的中间暂停一天或两天，甚至有间歇半月之久的，从9 月11 日“赏赐”的宋版《无为集》等17 套善本后，直到9 月26 日才继续“赏赐”《自警编》等16 套宋版书。就在这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赏赐”了宋元善本210 种，总计502 函。其中绝大多数是宋版，其版本极为名贵，如宋版《抱朴子内篇》一书，已成为海内孤本；宋版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亦为传世稀有之品。
溥杰盗运出宫的这批善本书，皆由《天禄琳琅书目》一书著录。让我们来计算这样一组数字，《天禄琳琅书目》所录藏书是839 种，而被溥仪、溥杰兄弟两人合伙盗运出宫的藏书竟高达210 种，已占书目所载藏书的四分之一，况且这批藏书又是以宋版书为主，由此可见其精中取精的珍贵程度。至于剩下的四分之三为何没有被盗运，这并非是溥仪的良心发现，而是他们感觉到盗运的宫中通道已畅通无阻，便把贪婪的目光转向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经过二百年积累的全民精神财富、国之瑰宝，又开始大量地流散出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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