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近日，中国政法大学聘请前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女士担任该校兼职教授，在公共空间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和关注。不仅该校师生集体要求学校公开聘任流程等信息，社会上也传来“你的法律是体育老师教的”调侃之词。
对此，法大官方微博发出声明称，学校聘请邓亚萍为兼职教授，是由体育教学部向学校提出申请，符合学校聘任规定，并明确指出邓亚萍女士主要承担的是体育教学任务和其教学行为的公益性质。
笔者认为，大学作为特殊的社会机构应当享有独立的判断权，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可以一定程度豁免公共说明的义务。
大学的基本自治必须得到捍卫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质疑体现了法科学生面对公共决定“严格遵守、但自由批判”的可贵精神，尤其是回到规则与程序本身，有理有据；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回应也没有迂回和敷衍，符合民主社会和回应型社会对承担公共任务机构的理性要求。
现代大学是依据社会分工原则而专门承担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的机构，其有独立的章程，并依据章程形成具体的规则，按照规则相对独立地完成内部治理及各项具体工作。
由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以及评判学术活动的专门性，它属于一种“部分社会”的组织架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即认为，这种强调学术与创造独立性的社会组织，有独立于一般社会“多数决民主”和纯粹公共理性的行事法则及价值标准。因此，我们必须保卫大学依照自身规则做出的决定，这种基本自治既是尊重规则，更是尊重学术机构的超然性、非世俗性的要求，也从根本上说是尊重社会为自身留下的批判和反思的土壤——因为这正是学术机构的重要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是依循有效规则、遵守正当程序做出的学术决定，包括人才引进、教授聘任决定，社会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和宽容。
大学自治
需要正当程序的条件
大学的自治并非意味着它的决定不能接受审查，自治须依循规则明确的程序，在保障相关利害关系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做出相应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自治也需要正当程序的条件。
在邓亚萍事件中，中国政法大学从整体上看也拿出了完整的说明，比之很多公共机构面对质询而采取的鸵鸟政策、拖延战术、“王顾左右而言他”等，应该说是“列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且充分阐明了相关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程序说明没有第一时间公布，有些瑕疵，但并无损它对程序的遵守。
由此，我们更可以将这个事件看做是理想的大学自治与其条件的一次展示，社会在展现犀利的同时也可怀抱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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