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用“中国书籍设计第一人”来定义并不过分。“书籍设计绝不只是简单地做个封面设计和装帧而已，它不仅要和书籍内容本身完美契合，而且还涉及到各种领域的知识介入。”要完成一本有阅读和收藏价值的书籍设计，吕敬人不惜花费数月时间甚至数年。
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业内德高望重的吕敬人，多年以来一直单扛国内现代书籍设计理念的推动者的职责。在充满中国味道的图书设计中，他一直向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书籍设计不是正式出版前的最后一关，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的书籍设计师，应该从选题确定后就开始参与到书籍整体的编辑中去，设计师可能成为文本信息传递的导演和编织者。”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对杉浦康平的书籍设计作品痴迷，吕敬人赴日学习。在日本神户艺术工科大学院杉浦康平教授的工作室里，他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历时两年。这段经历，至今还令他记忆犹新。尽管杉浦康平视力不佳，但他对细节的把控严格程度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在那个电脑排版还未兴盛的年代，吕敬人拿着小镊子一点一滴，在严师的指点下，对字体和图案做着各种拼接。
“书籍设计上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哪怕是最简单的两个字，笔画、字距、行距之间如何让，如何躲，都极有讲究。”吕敬人坦言，杉浦康平对图书的“整体设计”的理念让他豁然开朗。
学成回国多年后的1998年，吕敬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里之后便成了他追求最美图书创作的重要场所。由他捉刀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范曾谈艺录》《对影丛书》《中国书院》等十三部作品获得了“中国最美图书”奖。2008年，他的另一部作品《中国记忆》在德国莱比锡书展上一举摘下了“世界最美的书”桂冠，他指导设计的《剪纸的故事》获得2012年“世界最美的书”银奖。他本人也被评为亚洲著名的十大设计师之一，中国十大杰出设计师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担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版协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副主任、《书籍设计》丛书主编的职务。
按照吕敬人的说法，书籍设计师家应该是个博学的“杂家”。而吕敬人的“杂家”成长之路有着家学渊源。吕敬人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幺。身为企业家的父亲利用家中大量的藏书，给他们置办了一个家庭五人图书馆。在那个图书匮乏的年代，和自己的兄长以及弄堂里的小朋友，在小小图书馆阅读和嬉戏成了他记忆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国内外文学名著、《万象文库》《福尔摩斯全集》等等都是他心头好。浸润在这样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环境之中，吕敬人渐渐地爱上读书，也爱上了书。
作为爱书之人，当然希望能见到越来越多美丽的书。在日本学习时，接触到了杉浦康平的设计思想和做书理念，别树一帜。“国内还没有明确而完整的书籍设计体系，杉浦康平老师的设计过程却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进入文本的编辑设计角色的。”吕敬人描述当初留学获得惊喜时，眼神中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文本过来后，设计团队开始行动，参与选题会议，与著作者、出版人、责任编辑、摄影者、插图画家不断交流沟通，确定该书文本的阅读构架系统方案，并注入文本之外的视觉信息的收集与编辑，甚至为此专门进行的还有采风活动，随后投入平面阶段的版面设计，最后进行书籍物化的选纸、印刷工艺、封面设计的装帧。期间我一直在想，呀，原来做一本书要经历那么反复的过程啊。”从此，“整体设计”的理念在吕敬人头脑中生了根。与此同时，在与杉浦康平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吕敬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吕敬人和国内的美术编辑一样，沉湎于西方文化。而杉浦康平却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作为中国人，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书籍设计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才能获得世界的认可。”
在名师指引下，吕敬人走上了一条探索具有中国书卷味道的书籍设计之路，并立下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味，不拟洋又尽显时代精神”。
虽然，这些经历为吕敬人此后的厚积薄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一条“美丽而辛苦”的道路。回国之后，因为感到体制的各种束缚不利于放开手脚进行书籍设计事业，50岁知命之年，吕敬人走出了稳定的体制。作为地道的上海人，因为看中北京这座文化城市，以及诸多出版社设计需求，他仍想继续在北京扎根。
很快，吕敬人就凭借出色的设计作品在业内树立了口碑。2002年出版的《梅兰芳全传》，他为书口做了可以左翻右翻的设计，左翻是梅兰芳穿戏服的舞台形象，右翻是穿便装的生活形象，将戏剧大师梅兰芳的形象完整地、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书给大量梅兰芳“粉丝”留下深刻的印象，梅兰芳之子梅葆玖本人也对这本书的设计赞不绝口。而实际上，在吕敬人接受设计委托之初，出版社只要做封面，只有五十万字的文本，没有一幅图片。“这样简陋的装帧思路，怎样能将一位表演艺术家的视觉形象充分表现出来，仅做封面肯定是不行的。”经过一番思虑，吕敬人通过各种途径找资料，获得梅兰芳后人的许可，用梅大师各个时期、不同层面的大量图片进行编辑和编排设计。书出版后，卖到脱销，此后多次再版。该书还获得国家级奖项，出版社从经济效益到社会效益都获益，之后四大名旦的另三位大师的传记继续出版完成，出版方要求沿用这种设计风格。
《朱熹榜书千字文》则是敬人工作室早期的一部得意之作。细节上的精致处理，造就了书籍形式上的古朴与苍劲。当时，为了还原书法拓片的原貌，吕敬人煞费苦心。经过反复试验，他为该书选定了当时很少应用的蒙肯纸。传统夹板装的书板采用了质地轻盈的桐木，上下书板连接部分使用了牛皮带，扣子则为如意造型。“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材料。竹简和帛书也会使用皮带，一种古朴的感觉。在封面文字部分的排列，文字采用反向设计，再现宋代雕版印刷母版的形态。”时隔多年，吕敬人对整个过程仍然能如数家珍。
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的《中国记忆》设计上则更为复杂。书脊上端用红线扎制中国方胜图形、内页为了展示大图而使用的跨页M折法、薄纸隔页与正文内页相互叠印等，让读者在翻阅每一页时都有惊喜。“这本书的设计成功主要在于，从选题确定一开始，我们都全力以赴地介入编辑，对图书要做什么内容，希望做成什么样式，心中都有非常清晰的构想。”吕敬人把《中国记忆》的设计成功原因归结为，这是“书籍设计”理念一次较为完美的演绎。
尽管，吕敬人谦称自己并不算高产，但佳作迭迭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他的《怀袖雅物：苏州折扇》不只是装帧考究，更在于内部文本结构的编辑逻辑的清晰，阅读时间节奏的把控和纸张物化的精心运用，让读者可以细细品味中国书卷的魅力。虽然全套书籍售价不菲，仍获得藏家的青睐。不过，对书籍设计从来尽心尽力的他，难免也会遇到各种遗憾的情况。“设计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坚持对设计师来说十分重要。”吕师如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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