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鲁迅在致友人信中，这样谈起李小峰。
李小峰是鲁迅的弟子，北新书局老板，也是鲁迅作品的主要出版商。
据《鲁迅日记》，李小峰亲自或派人拜访过鲁迅123次，鲁迅则访李小峰80次，双方书信往来480封，同桌聚餐34次。
然而，1929年8月至12月，因“版税风波”，鲁迅几乎将李小峰告上法庭，经郁达夫等调解，双方协商解决，可鲁迅去世后，1936年许广平与李小峰就鲁迅作品版税问题再起风波。
在《鲁迅回忆录》中，许广平斥责道：“在上海的北新，后来已经与流氓、特务、政客结成一伙……以剥削作家为能事。”
从密切合作，到出现裂痕，再到分道扬镳，鲁迅与李小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小峰与妻子
从新潮社获得出版经验
李小峰生于1897年，祖上开茧行，非常富有，但父辈时家境已败落。李小峰6岁丧父，12岁丧母，由长兄抚养成人，21岁时考入北大哲学系。
进北大不久，正逢傅斯年、罗家伦等办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李小峰是第四批加入的社员，初期只负责杂志校对、记录等杂务。
在陈独秀支持下，《新潮》初期由北大出资，创刊号便印了一万册，“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潮》知名度蹿升，全国代销处达40多处。因作者多是北大学生，尚写不好理论文章，故以文艺创作取胜，康白情、顾颉刚、俞平伯、朱自清、欧阳予倩等，均借此走上文坛。
但，《新潮》很快陷入困境。
一是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到后来，40多名社员中，30多人在国外，只好把周作人拉入新潮社，让他主编杂志，可周作人是教授，不管琐事，具体工作交顾颉刚、孙伏园、李小峰把持。
二是北大取消了给《新潮》的经费，加上新潮社投资失误，在推出“新潮丛书”时，市场预期过高，将周作人《点滴》印了七千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印了1万册，定价亦贵，结果砸在手中。为扭转颓势，孙伏园、李小峰等曾借北大25周年校庆，在会场设摊卖书。
1922年3月，《新潮》停刊，李小峰等人策划推出“新潮文艺丛书”，第一本是冰心的《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桃色的云》，都比较畅销，但改变局面的是第三本书，鲁迅的《呐喊》。
《呐喊》出版前，鲁迅还垫了200元，没想到引起巨大轰动，新潮社从此走出困境。
基本垄断了鲁迅的著作
经此历练，李小峰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便去找鲁迅商量。鲁迅早年干过出版，但他推出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上海各卖了20多本，据徐钦文说：“鲁迅先生初次作稿的时候，是投到某大书店里去的，可是不收；寄去，退回来；再寄去，又退回来。”
鲁迅深知出版重要，但此前与出版业打交道，留下的多是不愉快的经验，李小峰愿开辟一片新阵地，鲁迅自然极力赞同。
1925年3月15日，北新书局成立，所谓“北新”，即“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
北新书局初期股东有孙伏园、刘半农、谢冰心等，李小峰将老家的祖产变卖了一些，加上公开招股，凑足资本。
鲁迅除垫资外，最大的支持是提供了大量佳作。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鲁迅著、译、编的书籍，达39种之多。据学者陈树萍统计，北新书局翻版次数最多的14种新文学著作中，鲁迅就占了6种，其中《呐喊》翻了22版，《彷徨》翻了15版，《呐喊》第14版时，印数已达4.3万册。
显然，鲁迅是北新书局的顶梁柱，而李小峰给鲁迅的版税也很慷慨，高达25%，而当时各书店最高版税是15%，一般为12%。鲁迅曾说：“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
文学青年成名的“终南捷径”
不仅提供自己的作品，鲁迅还向李小峰推荐了许多别人的作品，每次都被迅速推出，其中一些成为畅销书。此外，周氏兄弟编辑的《语丝》也是北新的拳头产品。
在当时，肯出新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不多，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名声虽大，但亚东是胡适、陈独秀的阵地，泰东被创造社把持，帮派气息浓烈，只有北新书局愿扶持新人，沈从文、李金发、冯至等人的处女作均在北新出版，甚至徐志摩的第一本散文诗集《落叶》也交给了北新。
在北新书局当过小伙计的萧乾先生说：“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北新书局初期所在地）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
因关系密切，鲁迅常插手北新书局内部工作。比如出版徐志摩《落叶》，乃至聘陈翰笙为主任编辑，鲁迅都曾干预。北新书局准备出版章廷谦校点《游仙窟》时，因印刷延误，鲁迅不停催促，因为他听说郑振铎等人也要出版此书，生怕误了市场档期。
许广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是“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业余开了一家书店，只卖北新书局、未名社的书，并将此店命名为“北新书屋”。
北新书局初期发展顺利，1926年6月建了上海分社，1929年10月北新书局在招股广告中称：“以四年半的短期间，数千元的小资本，造成今日出书三百五十余种，销书三百万册，分销处三百余处，盈余近十万元。”
师徒差点对簿公堂
但，随着北新做大，麻烦亦来。
1926年，因《语丝》直斥刘和珍等人被残杀的行径，当局以“宣传赤化”的名义查封了北新书局，1927年，张作霖杀入北京，北新书局再度被禁，只好将本店转到上海。
1928年2月，李小峰的二哥李仲丹去世，他原本负责上海北新书局的运营与发行，他的去世，使李小峰的工作负担陡增。到1929年初，鲁迅也开始抱怨北新书局的糊涂与怠慢了，他给李小峰去信，李小峰也不回。
不久，更多负面消息传出，如李小峰的兄弟挪用北新书局的钱去嫖妓、养姨太太、运动做官等。鲁迅离开北京前，北新书局按月向鲁迅支付版税，可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北新未付版税，1927年10月起，虽又向鲁迅支付版税，但数额甚少，而此时北新正出版着鲁迅的14本书，鲁迅此时专职创作，版税已成唯一收入来源。
尤其令鲁迅不满的是，文网渐密后，北新书局将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且为了赚钱，李小峰竟在《语丝》中刊登性病广告。
为讨回版税，鲁迅准备与李小峰法庭相见，经郁达夫劝说，同意和解，李小峰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实为19122.334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后来李小峰曾对何满子解释说，当时韦素园正生病，急需钱，正逢北新书局资金紧张，便未经同意，挪用了鲁迅的版税。他说：“先生也许后来也知道了实情，终于谅解了。”
两度出手却难挽颓势
风波过后，鲁迅依然支持北新书局，但双方已有隔阂。此后北新出鲁迅的书，每本需向鲁迅申请印花一枚，贴在书上，以核定印数，但许广平抱怨说，除上海之外，许多书根本不贴印花。
1931年3月，北新书局再度被封，理由是出版鲁迅、蒋光慈、冯雪峰等人的禁书，为了过关，李小峰连夜指挥员工将相关书籍扔到后院天井中，举火焚烧，火光彻夜不绝。全家将细软置于箱中，放在房门口，准备随时拿起来就走。后来凑了三万元银洋，托人上南京走了门路，才算了事。为帮助李小峰，鲁迅将《三闲集》、《出了象牙之塔》交北新出版。
1932年4月，鲁迅开始编《二心集》，并交给北新书局，却遭拒绝，鲁迅戏称为“骂赵景深驸马太多之故”。此时北新书局总编是李小峰的妹夫赵景深，他力主翻译先求顺，宁可“不信”，而《二心集》中恰好有好几篇文章批驳了此观点。
1932年10月，北新书局因编辑不慎，出版了侮辱少数民族的书籍，被第四次封门，一度改名为“青光书局”，鲁迅又将《两地书》、《伪自由书》、《鲁迅杂感选集》等交给李小峰出版，帮助他渡过难关。
1935年，北新书局经营困难，李小峰写信请鲁迅帮忙，鲁迅回信道：“况我亦年渐衰迈，体力己不如前哉？区区一二本书，恐无甚效，而北新又须选择，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稳，如何是好。”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背着“剥削鲁迅”的罪名逝去
鲁迅去世后，有媒体称李小峰仍欠鲁迅版税，李小峰忙在报刊上发声明，但数据有误，令许广平不满，北新书局不得不公开账目，可许广平的律师张志让发现，其中有明显漏洞。虽账目不清，时有拖欠，但李小峰一直在支付版税，直到抗战爆发。
鲁迅与李小峰的冲突，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两人均在商不言商，对于版税，鲁迅初期是“他不说，我也不问”，埋下了隐患；其次是李小峰沟通能力奇差，“讲话讷讷不能达意”；其三是北新书局是小社，勉强排入二流社，管理一直欠规范，据萧乾说，李小峰也克扣过冰心的版税。
但最关键的原因是：在当时环境下，要发展，北新书局就要放弃力推新文学的理想，而这却是鲁迅无法容忍的。抗战期间，李小峰在安徽勉强维持，抗战胜利后，北新书局重回上海，1954年，北新书局与广益、大中国等合并为四联出版社，公私合营后，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
李小峰不仅是出版家，还是翻译家，一生翻译了12种以上的作品，且有个人著作45种，但他时而署C.F.女士（原女友张近芬的名字），时而署Y.D.（他的字荣弟），时而署林兰，以林兰名义公开活动时，都让夫人蔡漱六出面，很多人以为这是蔡的笔名，李小峰与蔡经济独立，但以林兰为名获得的稿费，李小峰都交给蔡。
反右时，以“剥削鲁迅”的罪名，李小峰被打成右派，面对批斗，他“不交代，更不答辩，一切莫须有的不实之词都照单全收”。1971年9月3日，李小峰逝于“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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