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介绍，民间收藏家李烈钧收藏了大量地契，在北京市通州区整理。百闻不如一见，到了李烈钧的收藏点，整层楼800多平方米的储藏室、整理室里堆满了一叠叠发皱发黄、纸质已磨得近乎透明的老契纸，8万多张地契令人眼界大开。
原国家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赵建新说，地契是中华文化特色文物。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土地始终是维系国家安定和百姓生存的根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视土地契证为珍宝。不管历经多少沧桑，不管契证上的土地流转多少次，发黄的契纸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土地交易过程、规则以及土地管理、交易及纳税制度的变迁，既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又承载了中国厚重的历史。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有些地区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炬；新中国成立后，统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翻身农民焚烧地契；“文革”时期，地契是“烫手山芋”，收藏地契就是抱着“变天账”，想“反攻倒算”。在没有保险柜、没有干燥剂的时代，这些脆软却一纸值千金的地契躲过一次次社会变动，顽强地流传至今，其间原因也值得探讨。
即使在国家级博物馆也不多见的明代地契，李烈钧居然拥有50多张。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是距今510年的明正德元年（1505）的地契；很多地方博物馆一纸难求的清代乾隆以前的地契，这里居然有数千张之多。
李烈钧说，3年前她第一次接触到古老的地契时，惊讶地发现，这种“地主阶级”的东西，竟然还没被历次运动“消灭”，源于很多拥有地契的藏家对地契历史价值的认可。各地的收藏者感受到李烈钧收藏地契的执著追求与坚定信念，觉得老祖宗遗留的财富交给李烈钧放心，就将积攒多年的地契精品转让给李烈钧。
80多岁的原通州区文物所所长周良认为，李烈钧收藏的地契文物，种类齐全，而且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具有多重“样本”的意义。从朝代看，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含黄帝、洪宪、大同、康德、成纪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朝十九代的地契都有，跨越500多年，此外还有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地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这么多古代地契，不想用“绝后”形容，但一定称得上“空前”。
李烈钧收藏的契种的样本，既有木、石、铜等雕版印刷的“官契”（官府印刷的契据）、“红契”（民契过税后加盖了县州府衙大印）、“龙契”“虎契”，又有手写的“民契”“白契”（未经官府验证的契据），还有“官契”印刷和“民契”手写混杂的。契纸样本用纸五花八门，既有纤细光滑的“官宣”纸（清代安徽产）、地方自产粗纤维的不够细滑的“土宣”纸，又有蚕丝纸、红纸、绢布，还有专供官府印刷用的文书用纸和棉纱纸。地契书写的字清美飘逸，行文有规合矩，既有绳头小楷、中楷，又有行书、行草、隶书，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如满文、维吾尔文。从“契色”来看，有红色的，如印有“中华民国”年号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鲁豫边区、华北区（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等共产党政权颁发的地契，这种“红色”地契是契中之“尊”，弥足珍贵。也有黑色的，是“伪”政权颁发的。
目前，国家民族博物馆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对如何发挥李烈钧收藏的这8万张地契的作用，已有初步思路：建设一个规模大、地契收藏丰富的专题博物馆群。
人们热切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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