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一个未竟统一之志的“征服者王朝”，却开启了隋唐恢宏之局。但从第一代入主中原的拓跋珪始，北魏就陷入再造传统的无尽困惑与冲突之中。北魏留下的，不仅是今天大同震撼人心的云冈石窟，更是诸多历史疑团。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罗新 著 海豚出版社2014年7月
自北魏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拓跋焘以《国史》案诛灭北朝高门大族崔浩后，北魏前期历史，大多湮灭无闻，仅在其他史书中留存只言片语。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已故史学大家对北魏史的开掘，已成中古史研究的精彩华章。毫无疑问，这些史学家的基本视野，是以动荡变革之际“中国”之存续与发扬，为观察北魏史切入点的。那么，还有没有一种全新的角度看待北魏？罗新教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所展现的“内亚”（Inner Asia）视野，从北方各族群的政治传统入手，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北魏从内亚的蒙古高原东部，走向传统中国的统治中心，是道武帝拓跋珪（371年—409年）的功业，也是其一生跌宕起伏的根源。拓跋珪早岁颠沛流离，后凭借母族之力，中兴拓跋鲜卑。公元395年，拓跋珪在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东北）歼灭后燕八万精锐部队，并开启南征中原之势。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为北魏之平城时代之始。北魏成为一个“中原王朝”，但这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仍然不具备中原王朝的治理结构与稳定有序的君主继承制度。
田余庆名著《拓跋史探》一书中，以北魏“子贵母死”、“离散部落”为切入口，为读者展现了北魏由“部落联盟”成为“国家”这一历程中惊涛骇浪的政治斗争。拓跋珪依仗母族，进位为中原 “可汗”之后，却必须要为继承者杜绝“后族干政”，乃有残酷的“子贵母死”之制。
相对于摒弃外戚势力、巩固皇权（或汗权），解决统治权的有序继承，更是一个难题。拓跋珪之继承汗位，是与其叔父拓跋窟咄经过残酷的部族内战而获得。非但拓跋部之继位原则常常引发内战，长期与中原王朝敌对的匈奴、鲜卑、蒙元，乃至于满清前期，始终在君主（或汗位）继位人选问题上发生冲突，甚至引发分裂和内战。
汗位继承纷争，这是内亚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部族联盟政治之必然。一个经典案例，或许能帮我们看清北魏继承制度，也从中体味来自内亚的“征服者政权”在与华夏政治传统交融之际发生的困惑。
拓跋珪晚年，残暴惨刻，诛戮无常。409年，拓跋珪之子清河王绍弑父。《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记此事：
己巳，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集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绍从门扉间谓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众愕然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众乃知宫车晏驾，而不测其故，莫敢出声，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
这段文字，多为史家注意，其中“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一语，表明谋逆者拓跋绍尽管发动政变，但对自身非顺序继位，惴惴不安。田余庆的《拓跋史探》与李凭所著《北魏平城时代》皆指出，此处的“叔父、兄”，皆指拓跋部旧有的继位顺序，即拓跋绍之叔、大哭而去的“阴平公烈”，以及拓跋绍之兄拓跋嗣，是汗位理论上的优先继承人。也就是说，依拓跋鲜卑部落之旧制，汗位继承原则混杂了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这与华夏王朝所确立的“父死子继、以嫡以长”的皇位继承原则，显然不同。
拓跋绍召集百僚，并且在阴平公烈在场的情况下，要求众人答复汗位人选，毫无疑问附带武力逼迫。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为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增添了新解。罗新认为，这一幕对答中，还存在着“立汗”仪式的惯性力量。
部落联盟政权汗位之产生，是部落结盟之结果。各部落实力相对均衡，汗位在理论上，会通过“选举”而产生。当然，这里的“选举”，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直选民主或代议民主，而是贵族（酋长）选主（汗）制。而实际政治操作中，汗位往往操控在具有最强实力的部族手中。
部落联盟政治之初，汗位禅递或接近理想。于是，可汗，不同于华夏王朝终生制与世袭制之皇帝，产生了独特的选立可汗的仪式与换届问题。
罗新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反复引用《周书》记载的汗位继承仪式，以此探讨北魏可汗继承的独特性：
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
这段引文，点明了可汗是被选“立”的，并且新任可汗要在昏迷状态下，回答执政时间。
拓跋部兴起于代北，道武帝于被弑之际，入主中原不过十余年，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的交融，刚刚开始。按照罗新的解释，拓跋绍询问汗位人选的举动，被群臣理解为“选汗”之仪式，也就解释了“阴平公烈大哭而去”，是出于对汗位争夺的失败。
北魏武士俑， 西安草场坡出土
北魏可汗（皇帝）的继位与稳定，始终是困扰王朝的问题，终北魏史，总共十四位君主中，有十人被弑杀，来自宗室、贵族势力的叛乱，则从未止息。北魏政权，尽管进入中原，但要转型为华夏传统的皇权—文官治理体系来稳固政权，始终是其难点。
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
北魏后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背后政治用意，蕴含着强化皇权、削弱贵族势力的努力。孝文帝去世二十多年后，以六镇为中心的北魏传统力量，掀起了大叛乱，直接摧垮了北魏王朝。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魏的终结者高欢，在将篡未篡之际，为傀儡皇帝孝武帝举行的继位仪式上，又一次复活了“举毡立汗”。《北史》曰：
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
通过对北魏史中“举毡立汗”仪式的发掘，罗新提出了一个极富开创性的假设：“举毡立汗”并非拓跋部族独有，更是内亚各民族重要的政治传统。罗新认为，辽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之死，也与“举毡立汗”有关。耶律阿保机在昏迷状态下，将统治年限说少了（罗新推断是九年）。由此，他一再推迟换届，引发多次内战，最终不得不承诺换届时间。罗新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死，实情是出于迫不得已的按时自杀或他杀。对耶律阿保机之死的讨论，构成了《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内亚传统有其连续性。
显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一篇相当冒险的历史论文。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受限于史料的匮乏，难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但是再大胆的假设，仍然需要过硬的史料支撑，丰富想象力不能掩盖逻辑演进的不完美。如何在北魏与契丹、蒙元之间建立完整的时间与政治的连续性，是断章残简的史籍所不能阐明的，也是本书未竟的任务。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今天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由历史积淀而成，不是单一的“华夏史”，还应当有一部“内亚史”。但这部内亚史的构建，仅靠中国史籍恐怕十分艰难，还需要更多史料与人类学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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