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下午，北京单向空间，《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新书分享会，作者是记者李宗陶。在主持人介绍下，她站起来向读者致意。她穿得简单干净：灰色高领毛衣掩在普蓝色MaxMara小外套里，黑色窄脚裤塞进黑靴，身上没有任何图案花色。
“她好瘦啊”，第二排的一个女孩子低呼。
画家陈丹青对此有描述：清俊而皎然，像个白骨精。
与她的身量截然相反，她的书可谓分量十足。新书《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收集了李宗陶写于2008－2014年的17篇人物特稿和访谈。王蒙、朱新建、草婴、贾平凹、龙应台……受访者涵括作家、画家、学者、导演、艺人等，每一位都在各自的领域建树颇丰、成就卓然。这是她的第二本书，第一本访谈集《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2009年出版。再过两个月，她的另一部书稿《照旧》又要面市。这些访谈大多篇幅不短，动辄上万字，却难得长而不冗。李宗陶以她的专业、认真和沉着，细心体贴每一位受访对象，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景观，留下一帧帧传神的剪影。
学者许纪霖评价她的写作是“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彩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以对人性的理解记录时代
李宗陶无疑是名优秀的记者。从业19年，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8年高级主笔，现在是《289艺术风尚》的总主笔。艾滋病村、西南吸毒青年、汶川地震、干露露她写过，而她更多的报道对象是文化领域的大牛，题材落差不可谓不大。老东家《南方人物周刊》前副主编杨子说，“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南方人物周刊》有一个栏目叫‘思想者’，主要是做国内一些大学者以及重要知识分子的访谈，光2006年一年，宗陶写了十个。”
工作时，她的眼睛如摄像机一般，不放过任何细节。文章中对被采访者的描述，纤毫毕现。
她写彭小莲：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她写龙应台：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
2009年4月，李宗陶采写了“百年家族”系列开篇《曾国藩家族》，杨子说“一炮打响，读者反馈很好，马上也有了商业赞助”。11月她又写成《袁世凯家族》，这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和再发现，她给被钉在“复辟帝制的卖国贼”这根耻辱柱上的袁世凯“松了绑”，让读者看到一个多面的袁世凯，这对作者“史识、史德、史才”提出极高要求。报道刊出后，与她素未谋面的学者易中天打来电话称赞。
2012年，李宗陶采写时任台湾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她和同事亲赴台湾在龙身边跟访了一周之久，成稿《官员龙应台》，文章中写，“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龙应台看了稿件的第一时间回信是：关于描述篇——从多如牛毛的资讯、观察、细节中，你可以“炼”出这篇描述稿，真是难得的功力。我几乎一字不改。因为你的文字好，归纳功夫高，我省事了，真高兴。
“她把采访、学习、写作结合得很好”，杨子说，“她本身也很有经验，面对面的采访过程中，她能察觉出别人不能察觉出来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摄影记者梁辰曾和李宗陶一同前往台湾，每天背着器材跟进跟出，“背着很辛苦，宗陶问我大概有多重，我说，大概20多斤吧，她还帮我背了一段。之前也跟别的记者合作过，但是真正去感受一下分量的是没有的。”梁辰回忆。
李宗陶认为让被采访者接受自己、敞开心扉是件很复杂的事。“不要把自己放在审查的位置，记者不是警察。善意和理解最重要。”她喜欢庄子“齐物”的“齐”字，喜欢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状态，希望能够对世间万物不俯不仰，不去神话一个人，对所有的知识、理论、意识形态不轻信不谵妄。
她的文字始终有对人性的理解和穿透，但底下又藏着温情。
在春晚舞台上叱咤风云20余年，逐渐因名气与财富惹人非议的赵本山，在她的笔下，“不过是想过上好日子，却一步一步卷进一个充满名利诱惑、真情与虚伪交织、强凌弱、弱倾轧更弱的江湖，想要保持清醒或置身事外，也难。这不仅仅是二人转的江湖，也是中国社会当下的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汶川地震后被世人围追堵截的“范跑跑”，李宗陶独辟蹊径借范美忠所在学校校长卿光亚之口说出：“大家抓着一个半颠狂状态的小人物不放，逗他，像逗孔乙己那样逗他，川话叫逗‘宝器’，表现出一种低级趣味。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就喜欢戏弄弱者，范美忠不是强人，是弱者，是经历了地震的病人。”
一脱成名、为主流社会不耻的干露露，在李宗陶的挖掘下，也不过是“一个弱者，是时代捏造的一个悲剧性人物，把这个社会一层层扒开看，有多少人干着比她更恶心的勾当却依然跻身名流，尽享各种资源。干露露母女只不过段位低些，手法蠢笨些。而逐臭捧丑，由来已久，当年熊十力先生痛骂的‘海上逐臭之夫’大有子孙。”
大众常被舆论所误导，李宗陶打破种种成见和陈词滥调，让读者看到：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是在个人命运和巨变时代中苦苦挣扎的人。
“每次采访都像是和这些人的经历、著作谈了一场恋爱”
李宗陶上世纪70年代生于上海，大学本科学的是微生物学。她开玩笑说自己大概费了新闻学院学生三倍的力气走到这条路上。
小时候她对文字有感觉，“看一个字的高矮胖瘦，看它长得好不好看”。15岁，阴差阳错学了理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一家制药厂。“之前的路都是父母安排好的，不是我自己选的。”
工作三年，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文字。可她非科班出身、缺乏相关资历，只是拿着报纸上一条招聘广告和一篇命题作文叩开了浙江省商业厅下属一家机关报的大门，“最初半年，每天画版样、跑印刷厂”。这是1996年，李宗陶入行。从此，漫长的学徒期开始了。
“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好蠢。连5W（who、where、why、when、what）都不知道，常常采访完才想来，哎呀，我好像没问他名字啊。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忘了问，包括地点，而有时候你不可能再补采访了。”李宗陶说。
她的文字生动、灵活，没有科班出身的刻板和规矩，是优势也为她带来麻烦。她曾经写一篇对市长的报道，因为“从来没人这么写过”，要严格按次序集齐7位审稿人的签名才发出来。前几年回杭州，原杭报集团社长（曾任宣传部部长）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拿着一张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来找他审稿――纸片上是写原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的一篇稿子，同样是“没人这么写过”，最后审稿的皮球踢给了部长。“现在回想起来，学徒期又长又苦，但当时完全不觉得。”
采访学术巨擘，对他们的思想观点一知半解怎敢出门。采访余英时，余先生的文集已出到第三或第四卷，她觉得“急不来，慢慢读”。大量研读学者著作自不必说，其师承、周边学术友人或“术敌”也须大致了解。浩如烟海的资料读完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访谈、写稿又是一番苦工。“每次采访都像是和这些人的经历、著作谈了一场恋爱.”
理工科出身的她自觉文史哲有所欠缺，埋头苦读的同时还跑到院校听课，和20岁的大学生坐在一起学习。2008年，她跑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听杨国强教授的晚清史课，“大受益”。这学期她在复旦听张汝伦教授的《逻辑学》。
“这周还是逃课来的北京。”她说。
“那怎么办呢？”我问。
“回去再找同学要录音补吧。”
好友蒯乐昊称她是个“学习机”，“有一次她按照课表去听课，但她不是正式学生嘛，有时候调课或者换教室也不知道。但她想着既然去了总得学点儿什么，就跑到隔壁教室听了一堂微积分，估计她也没听懂，把我笑坏了。”
即便如此精心准备，采访也未必一帆风顺。2006年采访学者王元化先生，整个过程历时半年多，前期采访了林毓生先生、李子云女士、他的学生胡晓明、他在宣传部时的秘书陆晓文、晚年助手蓝云、他的儿子王承义等等，至于阅读的文献和资料更是一份长长的目录清单。所有录音整理出来大约有8万多字，然而这一切都在一次提问中付诸东流。当时李宗陶十分委婉地询问了一个特别年代里涉及家庭私事的问题，引起受访者事后的不安，她被告知“稿件不允许刊发”，还送了一份检讨书到老先生家中。
这让她写出了年终小结《有所不问》，其中写道：“采访学者文人，行止进退尤需掌握分寸，这个群体相对较为严谨、敏锐，一句话讲得不当，很可能前功尽弃。”
李宗陶喜欢用纺织女工来形容她的职业。她说，自己很早就不相信灵感，不相信所谓的天才可以维持这种手工含量很高的思想劳动，也是体力劳动。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出版后，周围很多朋友说她是个作家。李宗陶觉得“很难为情”，“作家得写出属于个人的作品，我还没有写出来。我觉得要把手艺磨到很好的时候，才敢去走那条路。我现在仍在学徒期。”
“充当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是颇有些苦涩的，我正学习安慰自己”
这个“纺织女工”在文字里穿来引去，“如织毛衣般把人物的经历和资料编织在一起”，织成一篇篇精彩的文章。不知不觉，这些她编织过的人也被时间编织进她的生命体验里，成为她的一部分。
2009年采访作家马原，当时马原的肺部被查出有疑似肿瘤的异物，确诊还需要进一步检查。马原最终放弃了确诊，他不想任生死摆布，而是改变生活方式，与爱他的人在一起。2014年，马原携妻儿在西双版纳一个小村落定居。李宗陶说，这态度也许来自马原深爱的博尔赫斯。在《等待》中，博尔赫斯写道：“承受一件可怕的事，比没完没了想象它等候它，要轻松一点。”
“我看重采访对象身上带有超越性的东西，超越时代的、超越一己之利的品质。”比如，作家冯骥才写《100个人的十年》，想写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由一系列长中短篇构成的全景，用来打开“文革”这个结；翻译家草婴翻译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几十年始终拿千字50元的稿费，草婴没有计较，只是埋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李宗陶在多个场合强调“头口奶”的重要性，是指每个人在思想形成期最初认领的价值观。她至今记得自己做的第一篇特稿：杭州的一位普通钢厂工人，住极简陋的房子，但购买正版的唱片，读东西方正典，视野开阔知识广博但又专注而纯粹。“这是我从业之初遇到的人，后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
13号，在北大的那场活动中间她正讲着话，晚自习的钟声响了，她停下话头，侧耳听，“这个钟声很好听诶，让它敲完吧。”言语中一派天真。
“她身上有一种天真、古典的气质，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在这个年纪还有少女之气，在今天这个时代挺难得的。”蒯乐昊说。
资深媒体人胡赳赳（曾任《新周刊》主笔）说起2002年第一次见李宗陶的印象：穿得很时尚，正在做一个很苦逼的调查报道，手里拿一本台湾远流版的《今生今世》。她长得柔弱，但骨子里坚韧。她喜欢古典音乐，也酷爱摇滚，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都在她那里融洽起来。
蒯乐昊说她人生两大爱好是读书和音乐，“她的阅读趣味就是学者式的，她喜欢读那种很硬的东西，她是书斋型的。我们有时一起逛街吃饭，每次我喝酒，她滴酒不沾，却都很深情地说，下回一定陪你醉一次，至今没有兑现。”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扉页上写着：献给家齐。那是儿子的名字。她自觉亏欠孩子，“每天晚上，他躺在小床上求我，妈妈，再陪我5分钟。但我总是说，妈妈要去工作，要写稿。有一天他忽然问，稿子不睡觉吗？”她说，孩子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李宗陶说，30岁以后，意识到内心自由的重要。“我越来越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我喜欢邱志杰老师用的那几个字：通情达理，正大光明。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尊重历史和传统，以开放的姿态、以一种有根基的旧去创造新。”
她在附记《为什么要写干露露》中写道：充当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是颇有些苦涩的。在见证了那些失德失信失美之后，我正学习安慰自己……在这世上，终有些东西，如四季轮回冬雪春雨，常在，而且美。
有读者问，记者生涯给她带来了什么。她答：“这个职业让我保持探索世界的兴趣，变得敏锐，也让我越来越宽容。我意识到，这世上最珍贵最有力量的东西就是爱。”
实习记者符青秧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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