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爱玲离世20周年，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由许鞍华导演、王安忆编剧、焦媛主演的粤语版话剧《金锁记》，将于12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黄花岗剧院上演。
问：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为戏剧，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安忆：首先，我对写戏剧很有兴趣。把一部小说变成一台戏剧，这个转换对自己的智力、智慧是一个挑战。小说是可以肆意叙述的，可以慢慢慢慢道来，但是戏剧要求你把故事都控制在一个空间、时间里面。为了改编《金锁记》，我还画了些图、舞台的图。我想象舞台是分了好几个区域，我在想这些故事在各个区域里边发生的情节，那是很幼稚的，很有点游戏的性质。
因为《金锁记》是我第一次改编剧本，比较大的困难还是结构。因为你一定要把小说的结构重新组织，张爱玲的小说是顺着自然时间行进的，她可以很从容地写。但是你知道舞台的逼迫很紧，你必须在两个小时里边完成。那时间怎么分配，分配给哪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这个是比较难的。
问：“误解”是经常会发生在表演与观看、写作与阅读之间的。会不会你的改编也许对张爱玲是一种误解，搬上舞台之后，又会被观众误解？
王安忆：这肯定会，这没有办法，人们只能承认现实。我在想，张爱玲不一定喜欢我对她的改编。张爱玲挺挑眼，她可能对别人都不满意，只对她自己满意，会不会是这样？但是没关系，改编者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有自己的处境，可能会误解作者。也许正是因为误解了，才选择了去做一个改编。可能改编会低于原创，但是说不定还有可能高于呢，对吧？这也是有可能的。
问：这次改编中加入了你的什么东西？
王安忆：我觉得我的气质和她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张爱玲的小说里边，她写伤心事都是用一种看穿的姿态，她有一种处之淡然的态度。梁文道以前评论，说她像从来没有童年一样，好像生来就是看穿了一切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在张爱玲早期写小说的时候，也有一点小孩故作大人状的，但张爱玲无疑是很有才华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我在改编中有减，也有加。我把张爱玲小说里边长白的那条线全部剪掉了，加了长安的那条线上的故事。改编，其实有点像是借，怎么讲呢？就是借她的壳子放自己的灵魂，放我对世界的看法吧。我记得第一次演出时候用了一个海报，那上面有一句话，“最坏的时代再做最坏的事情”，那句话特别张爱玲式，好像要把这个事情烂到底，然后它才能发芽长出新东西来。我就想让它长出新东西来。
问：戏剧的启蒙是什么时候在你身上发生的？
王安忆：我觉得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会受到戏剧的诱惑的，因为它对人的写作技巧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因为语言非常浓缩，它只能用对话来表达。我想对每个作家都有（要求），你想作家后来都写戏，莫言写戏，然后刘恒也写戏，都想试试写，哪怕是试一下也得写。其实我很喜欢看戏，我可能最喜欢的业余生活就是看戏。你要从表面来说，可能因为我父亲是个戏剧导演，但这个原因还是太单一了，具体些还是从文学出发的吧，因为戏剧和文学最接近了。
问：现在戏剧界会有一种声音，觉得演出作品缺乏文学性，包括很多原创作品，对经典剧目的排演也缺失了对文学核心的正确解读。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安忆：现在不是说文学性缺失的问题，我就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演出都那么不重视剧本，对剧本特别忽略？有的时候说一个戏要改编了，大幕一拉开，改变了的就是舞台，舞台越来越豪华，对剧本却特别不重视，也不知道什么道理。
问：你在复旦大学授课过程中，观察到90后学生有什么特性吗？
王安忆：我现在上的课叫“写作实践”。就发现年轻的一批学生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选择了文学写作，但是阅读量非常小，而且在变得越来越少。这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直观读图的时代，人类的阅读能力都在退化。那种拿着手机看东西的，都不叫阅读，只能叫做是信息的攫取。阅读是完整地看一本书，随便任何书，你就完整地看一本书。有时候我也让他们把他们读的书告诉我，我也去读他们的阅读，我发现怎么那么差。他们给我的回答都很令人扫兴。你读得少，你就不会辨别。
问：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
王安忆：写好每一个眼前的作品。另外，我在想，我这一生最后也得写一个戏剧，契诃夫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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