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海禁大开，新文化的输入，将我们数千年来靠以统治的文化、礼教、经济等，都打破了……许多现实的情景给予我们是怎样一种情感呢？而给予艺术的路上，该是怎样一种趋势呢？”
1938年，蒋兆和在燕京大学演讲，为听众提出这个问题。五年后，他便用《流民图》，为上述问题做了回答。
虽然现有的《流民图》仅存几组情境，但亦可窥见占领区民众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的姿态。1943年10月29日，当蒋兆和以“纪念殷同”为由将《流民图》在太庙展出时，日伪当局看出端倪，仅仅展出半天时间，便以该作品不适宜在太庙展出为由，取消了画展。
为了画好《流民图》，蒋兆和曾于1942年去上海写生,途中他遇见了上海地下党、时任《杂志》主编吴诚之。吴诚之对蒋兆和的创作很感兴趣，对他的写生活动一直进行追踪报道，还曾发表《蒋兆和在上海》一文，以示对蒋兆和的支持与鼓励。这是一向寡言沉默的蒋兆和，对《流民图》所做的为数不多的描述中，印象十分深刻的一个人。
完成如此巨制，蒋兆和的花费相当巨大。在准备创作期间，他曾得到时任伪临时政府建设总署署长殷同的资助，但还未等到创作之时殷同就已去世。蒋兆和便靠一己之力，靠给人画像来攒钱创作《流民图》。为帮助老师画《流民图》，蒋兆和的学生郭明桥经常介绍广告公司里的同事来画像，挣来的钱全部用作购买画材、支付模特的报酬，以及承担往返各地写生的挑费。纵然一路困难重重，蒋兆和还是完成了创作。
1944年，蒋兆和将《流民图》送到上海租界内进行义展，为了避免画作在途中遭宪兵队检查，他特将《流民图》的裱纸揭下，叠起来放入手提箱，这才安全带到了上海。
义展开放之时，引发社会各界轰动。1944年8月11日的《申报》描述：“写尽人间之流离情景，博得观众同情，各界纷纷函请……应各界要求展览延期三天。”9月9日，《申报》又刊登告示声明蒋兆和画展刨去作画支出，剩余收入全部用于捐资助学。此时，蒋兆和的新婚夫人萧琼大病一场，急需手术，但他并未动用举办义展的资金，而是变卖了随身的首饰，以及给别人画像来筹措手术费用。
正因反响太过热烈，在上海展览后，《流民图》便被日本储备银行“变相没收”，此后销声匿迹长达9年时间，其间蒋兆和一直寻找均无回音。1953年，在上海华东仓库，人们无意间发现了这幅巨制，但因为乏于看护，早已霉烂不堪，30米的画卷仅存下12米。
以往我们谈论“抗战美术”，大多是指非敌占区的美术界活动，沦陷区美术相对弱势，鲜有作品公之于众。《流民图》的出现，丰富了我们对这段空白美术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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