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征
9月7日，一代相声大家常宝华驾鹤西去，享年88岁。近年来，相声界将星陨落。2015年至今，我们已先后告别常宝霆、苏文茂、黄铁良、回婉华、唐杰忠、魏文华等相声前辈。如今常宝华仙逝，仍健在的“宝”字辈演员不过杨宝璋、陈涌泉、田立禾、尹笑声、马志明、谢天顺等寥寥十数位。
幸亏有录音、录像技术，他们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还能持续不断地给我们带来快乐。常宝华先生辞世，悲痛与哀悼之余，我想，重温他的代表作，探究其一生的创作表演对于当今相声发展有何裨益，恐怕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最早接触到常宝华的相声，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周末喜相逢》。大概是2003年前后，有上下两期常宝华的专题，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他与赵世忠合作的一段《当行论》乐得我满地打滚。在众多版本的《当行论》中，这一版其实不算拔尖。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长脸老爷爷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出来的尽是些“木头小皮盆”之类四六不着的话，还带着股“酸不溜丢”的味儿，是那么俏皮、那么可乐。
后来求学北京，终于得见常宝华的现场表演。2015年，“沧海一声笑暨常宝华先生从艺八十周年巅峰演出”在海淀剧院举办，常宝华先是和孙子常远合作表演《追溯》，又为侄子常贵田捧哏，攒底表演《说海》。虽已85岁高龄，一举手一投足仍可见其全盛时期的风采。最让台下的我心生感慨的是，常先生登台后真情实意地道谢：感谢观众的哺育和海政文工团的培养，感谢大哥常宝堃对常氏家族的贡献。
这场演出的舞台被布置成启明茶社的模样，那是常宝华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
启明茶社有“中国相声大本营”之称，刘德智、张寿臣、马桂元、郭荣启、刘宝瑞等60余位相声艺人曾在此献艺。常宝华的父亲常连安正是启明茶社的创建者。常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相声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家族，常连安和他的儿子常宝堃、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庆、常宝丰，孙子常贵田（常宝堃之子）、常贵昇（常宝霖之子）、常贵德（常宝霆之子）均是相声从业者。更年轻的第四代传人，则有观众十分熟悉的常远、常贵昇之子常亮以及常宝华的外孙杨凯。
常氏一门，以“小蘑菇”常宝堃艺术成就最高。常宝堃自幼随父从艺，8岁拜在相声泰斗张寿臣门下，不仅肚囊宽绰，技术全面，而且善于随机应变，表演活泼清新，是上世纪40年代最受欢迎的相声演员之一。可惜天妒英才，1951年，常宝堃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9岁。大哥的死让常宝华深受触动，1953年，他追寻兄长的脚步，参加慰问团，奔赴朝鲜。回国后，又报名参军，在海政文工团度过了60载军旅生涯。对海军，常宝华有着极深的感情，因此，在从艺八十周年巅峰演出中，他选择以海洋为题材的《说海》作为最具分量的“底活”。
常宝华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赵忠、钟艺兵共同创作的《昨天》。在《昨天》中，常宝华塑造了“我大爷”这一人物形象。旧社会，“我大爷”遭遇阎王账（高利贷）、物价飞涨、伤兵敲诈、洋车被盗等打击，精神失常。十年之后，他得以康复，却失忆了，把十年前当成昨天，面对新社会的种种变化，仍然用旧社会的思维去理解，闹出不少笑话。比如在旧社会，国民党的伤兵成心讹人，到了新社会，“我大爷”一见到解放军撒腿就跑；在旧社会，路人好心劝告他莫谈国事，到了新社会，有位少先队员向他介绍人民管理国家，他马上如临大敌般脱口而出：莫谈国事。第一次听这个段子时，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结构巧妙。今昔对比，严丝合缝，前半段的铺垫在后半段中全都“缝”得上。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对《昨天》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按说《昨天》的前半段与后半段分属不同的创作序列，前半段从《醋点灯》等表现旧社会底层生活艰辛的传统相声中汲取营养，后半段则得益于1949年后歌颂型相声的悄然兴起。但《昨天》并未呈现前后割裂之态，反而融汇成一种雅致大方的全新风格，完全不同于传统相声的江湖习气，可见新社会对旧相声之“改造”。这种“改造”，是时代更迭和意识形态变更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判断是进步还是退步。
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演过《昨天》。在《相声艺术也要刻划人物》（编辑注：原文如此）这篇文章中，他提及自己某次表演《昨天》时的失败。当说到“我大爷”把洋车丢了时，观众笑了起来，但按侯宝林本心，此处观众是不应该笑的。因为此处不是要让“我大爷”出洋相，而是要通过其悲惨遭遇，压得观众“透不过气来”。观众之所以发笑，是因为他“在技巧上追求叙述台词连串、动作准确和把许多事情堆在一起的效果，一口气把台词念下来，到这儿突然停顿”。为此，侯宝林感到十分难过。他在文章中总结，“我体会到一定要处处注意老大爷这个正面形象的刻画。这么做，尽管看起来某些细节没有那么强烈的效果，但我们首先要把他演对，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他演好。”我以为，侯先生的这番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当人物的准确与包袱的效果产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人物的准确。
常宝华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当属与常贵田共同创作表演的《帽子工厂》。“四人帮”倒台后，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相声艺术由于其“文艺轻骑兵”的特点迅速复苏，涌现出一批揭露与讽刺“四人帮”的作品，《帽子工厂》即是杰出代表。时至今日，造就《帽子工厂》的政治环境早已远去，而《帽子工厂》仍被不断提及，固然是由于作品触及到特定时代的情绪抒发，因而成为记录历史的独特记忆，但如果没有上乘的创作技巧作为支撑，恐怕也会被人遗忘。曲艺理论大家薛宝琨有一个观点，相声讽刺的对象是丑而不是恶，恶的东西是正剧批判和悲剧控诉的对象。在我看来，《帽子工厂》难能可贵的是生动刻画了“四人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丑态，没有误入“正剧批判和悲剧控诉”的歧途。
2015年央视春晚，苗阜、王声表演反腐相声《这不是我的》。作品中，苗阜指责王声“扣帽子”。听到这仨字，电视机前的我一激灵，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致敬《帽子工厂》。《这不是我的》顶着“三十年来讽刺尺度最大”的名头，可节目播出后并未达到预期反响。苗阜着力塑造一位领导的形象，受贿事实昭然若揭，却心存侥幸地以“这不是我的”狡辩。刻画贪官丑态的思路当然没问题，但对比《帽子工厂》，捧哏的常宝华提出各种身份、各种行为，逗哏的常贵田一一扣上帽子——任你七十二般变化，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听得人心惊肉跳。想想看，如果《这不是我的》留些笔墨描述一个普通人如何遭受贪官的折磨，可否引起更多观众的共鸣？
还想多说几句，如何看待相声的“功能”？相声应该如何与时代洪流良性互动？显然，不是每一段相声都需要承担些“功能”“意义”，但如果认为相声就应该与政治绝缘，无异于自废武功，也是不现实的。这一题材的相声，并非新中国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张寿臣创作表演《揣骨相》，抨击当局的不抵抗主义。40年代，常宝霖创作，常宝霖、常宝堃均曾演出的《牙粉袋》直指日寇的强化治安运动。1949年后，曲艺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就是因为其短小精悍，对社会热点、重大事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如果认为相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适合或者不能表现某个特定的内容，那是对相声多元手段和处理与现实关系之能力的根本质疑，这种质疑一定站不住脚。更不是说，一沾政治的边，就意味着“限制”“扼杀”或某种 “投怀送抱”。相反，恰恰是因为走在时代前沿，相声才与其他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想想上世纪80年代姜昆的相声，那种时代青年“开眼看世界”的好奇与欣喜，不正是我们今天回溯那个时代的直观感受吗？
跟随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这还不完全是我所谓“相声与时代洪流良性互动”，更高的要求是前瞻性——做一名观察家，敏锐地捕捉到微小的社会症候，然后加工成相声作品——一如1988年创作《特大新闻》的梁左。但愿这不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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