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文艺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广受业内好评，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裕固族儿童趁暑假寻找爸爸的故事。裕固族是汉代匈奴人的后裔，长期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传统以放牧为生。影片中孩子的父亲就是一个放牧人，两个孩子只能留给爷爷照顾。电影一方面呈现了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无父无母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孩子的寻父之旅也是一种朝向西部的文化寻根。
这是青年导演李睿珺的第四部电影，上一部作品是2012年制作完成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简称《白鹤》），同样受文艺片爱好者的追捧。如果说《白鹤》用诗一样的意象展现了当下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死观，那么这一部则更有文化野心，恰如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正在剥落的裕固族壁画，使得这部电影不只是关于当下的，也是关于历史的，更是关于未来的。
这部电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回家”的主题，是离开镇子上的爷爷的家，回到父母的家。故事表面上是说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给裕固族这些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威胁，孩子的父亲依然坚持游牧放羊的方式，而土地沙漠化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就只能到沙漠深处寻找水草丰茂的地方。两个孩子穿越戈壁回家，既是寻找父亲，也是寻找一种裕固族的传统。可是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父亲并没有从事放牧工作，而是在一个比孩子离开的城镇更现代化的地方淘金。也就是说，穿过一个荒漠之后，走到的是另一个荒漠，水草丰茂的家园根本就不存在。这体现了电影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反思。
第二个是比较哲理的“现代主义”的主题。两个孩子在沙漠中行走是一种现代人的寓言，这种孤独的人与荒漠的关系是西方现代主义电影的典型命题，以前很少有中国人来处理，因为中国一直处在追求现代化、渴望现代化的状态里。而该影片的出现也说明中国也到了可以反思现代文明的时候，可以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处理现代人的深层困境，两个小孩成为了废墟里的现代人的隐喻。因此，这部电影具有文化标识的意味。
第三个是文化寻根的主题，对裕固族传统的呈现本身是对中国西部历史和西域文明的寻找。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也带来一种新的文化和历史视野，就是从只关注西方文明和海洋文明，转向关注中国的西部和大陆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无意中与这种“一带一路”的文化观形成了呼应关系，裕固族也带出了中国西域的悠久历史。这种朝向西部和中亚地区的文化视野，显示了中国崛起之后的文化自信，也显示了导演的敏锐。
结合《白鹤》，我觉得导演很善于把一些比较哲理、抽象的东西与当下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比如《白鹤》表面上看是一个农村老人和孩子的故事，是老人面对死亡的问题，尤其“驾鹤西去”是一个中国民间宗教的意象。在这个诗意的故事背后，实际上《白鹤》也呈现了当下的农村只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状态。
借用一句流行语，这部电影也讲述了“爸爸去哪儿”的故事，正因为爸爸妈妈要去放牧，造成哥哥成为了跟随爷爷长大的留守儿童，从而使得兄弟两人充满了芥蒂。如果说外出打工的“父亲”创造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那么对留守儿童来说却要生活在无父无母的环境里，这种心灵的创伤是很难弥合的，也是这些年发展的代价。所以，寻找父亲也不仅是寻找精神家园，也有父亲外出挣钱这种非常现实的基础。最后找到的父亲正是一个打工者。两个孩子骑在高大的骆驼上，在仰拍镜头中，像驾驭沙漠之舟的骑士一样，非常自信。这也是一种新的中国人的隐喻。如果考虑到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黄土地》中有一个作为愚昧象征的小男孩憨憨，那么30年之后，新的中国人则像探险家或者考古学家一样，面对沙漠不是恐惧，而是开始新的征程。
近些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电影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势利，这突出体现在对“作者电影”、文艺片的拒绝上。在这一点上，80后这一代导演可能要面对比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更残忍的现实。因为人们只在意电影的票房价值，甚至过度强调电影是一个商业性的娱乐产品。“作者电影”不仅不会受到鼓励，反而可能会受到嘲笑，认为拍个性化的、有文化内涵的、有社会责任的电影是一种不尊重投资人的原罪行为。相比现在大多数电影都是迎合青年观众的低龄化的、幼稚化的电影，不要说是作者电影，可能略微带点历史感和社会感的电影都没有票房，比如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张艺谋的《归来》等历史片也没有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这种敢于不提供视觉“冰淇淋”、勇于表达作者想法和社会思考的电影显得尤为可贵，也值得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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