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所创造的老舍，犹如猛汉，带着绝大的悲悯与智慧，只身抵挡着时代大潮，为了信仰，宁可玉碎。这样的老舍，恐怕连老舍先生自己都会对其加以膜拜。
勒克莱齐奥是喜欢老舍的，他在《师者，老舍》中，说老舍是“那个时代最独特、真诚的思想家之一”，2008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勒克莱齐奥再度提到老舍，并将他与莎士比亚、福克纳并称。
每次来北京，勒克莱齐奥都会畅谈老舍，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相遇中国文学》主题演讲中，特别提到“我从老舍的故居，一直走到发现他尸体的湖边”。
勒克莱齐奥眼中的老舍，与我们通常谈到的老舍，至少有三点不同：首先，老舍很少强调自己是旗人，这与勒克莱齐奥反复申诉自己是毛里求斯人迥然不同，老舍少有身份紧张，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反对“现代性”；其次，老舍的幽默更像叙事习惯，未必是“为幽默而幽默”；其三，老舍之死近于走投无路，也许有抗议色彩，但从未留片言来看，他对此岸已经绝望。
勒克莱齐奥所创造的老舍，犹如猛汉，带着绝大的悲悯与智慧，只身抵挡着时代大潮，为了信仰，宁可玉碎。这样的老舍，恐怕连老舍先生自己都会对其加以膜拜。
勒克莱齐奥读过老舍几乎所有的法译本，但他肯定没有读过《陈各庄上养猪多》之类，不知面对像“村虽小，干劲强/科学养猪，科学种地，大字标语放光芒”这样的佳句，他会作何感想，他还会“想起狄更斯，或者使人想起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吗？
勒克莱齐奥恐怕永远也理解不了，一个作家为何会如此彻底地贬低自己，甚至完全放弃艺术追求，如果不是焦菊隐先生坚持，我们今天甚至连《茶馆》也看不到——它原本也是公式化写作，焦先生认为其中只有一幕不错，建议将此部分扩充，删去其他。老舍当然明白该怎么写，他说：好是好，可这就扣不上了。所谓“扣”，指的是迎合宣传需要。
回看老舍创作，其实充满遗憾，《四世同堂》中的人物过于漫画化，《骆驼祥子》的结尾被改得面目全非，老舍未留下真正完美的长篇创作，他太喜欢夹叙夹议，法国汉学家明兴礼对此有非常到位的评价：“老舍一有机会就在进行道德教训……他既未达到鲁迅式的那种悲剧的苦恼的境地，也未达到莫里哀深刻的喜剧程度。”
然而，到《正红旗下》时，老舍仿佛突然开了窍，思想之深邃，笔法之圆熟，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这本书能完成，肯定是20世纪汉语小说的最高峰，甚至可视为世界小说史上难得的精品，即使与《百年孤独》相比，也不遑多让。苟如此，我们今天其实不会太在意勒克莱齐奥的意见，他只能算是老舍的粉丝，还不太有资格说三道四。可不幸的是，我们拥有过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却没能让他写完最好的作品。
既然如此，勒克莱齐奥为什么非要拿老舍说事呢？他接受的，究竟是谁？
其实，让勒克莱齐奥陶醉的，是常被我们忽略的那个老舍，即民粹色彩的老舍。
老舍大多数小说都有民粹倾向，以《四世同堂》为例，其中的穷人都是好人，即使变坏了，也是被坏社会给逼的，倒是在读书人中，才会有蓝东阳、冠晓荷等比较纯粹的坏蛋。穷人讲道德、最正直、爱干净，且相好庄严，而胖桔子、大赤包等不仅卖国，生活作风不检点，长得还特别难看……
怕大家没看懂，或看得高度不够，老舍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话：“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
一言以蔽之，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充满苦难与压力的社会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宣言更激动人心了，因为太多的伤害，终于找到了责任人，压抑已久的愤怒，也终于有了释放的方向。
不必评价民粹主义的优劣，令人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给普通人带来的巨大激情与道德提升。法国大革命时，昔日流浪汉们冲入卢浮宫，可他们不仅没趁机抢走文物，反而义务担任护卫者，因为那些财富已经属于“大家的”。
但，这种激情在现代社会中正渐渐被窒息，随着曾经的困境一一得到解决，我们惊讶地发现：新的困境又出现了：人类日益丧失个性，那些足以构成我的元素悄然退去，当历史终结时，存在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与没我，究竟有何差别？我们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突然找不到问题了。而这样的困境，又该怎么突破呢？
所以，勒克莱齐奥必须四处挑战，他需要复归批判的能力，以在否定中重新获得自己，而当实在找不到可以否定的东西时，他宁可去制造出来一个。
在勒克莱齐奥的批判中，许多陈义过高，他反对现代性，却拿不出替代方案，他赞美自然、原始的文明，却故意忽略其中所包含的更多杀戮与残忍。当一个人曲高和寡到一定程度，且被反复挖苦“只有批评，没有建构”之后，自然而然会去发明“同道”与“先知”，这既提供了“早已有之”的合法性，又能安慰内心的孤独。
老舍礼赞平民、热爱乡村，厌恶洋派青年和富贵人，本是为时代开出的解药，可勒克莱齐奥却有了全新的读法：老舍热爱自然，反对现代性，他是受排挤的、传统生活的保护者，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于是，老舍成了“思想家”，而且还是“最独特、最真诚”的那种。可问题是，从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很难读出老舍的味道来，很难相信，两人之间存有师承关系。
老舍怀旧，并不是因为厌恶当下，他在《正红旗下》中提起旗人时，写道：“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的又有点糊涂的梦。”在老舍笔下，骆驼祥子、沙子龙、《月牙儿》中的主角等，都是失败者，最终走向颓唐无奈，可在勒克莱齐奥笔下，拉拉、奈玛、莱拉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坚毅且无畏，他们不过是勒克莱齐奥召唤回来的左派精神，越被生活伤害，就越要死磕到底。
中国和法国都是革命后的社会，在文化上易产生亲近感，而这份亲近感常掩盖了彼此间的误读，法国人提到的孔子、老子的“名言”，许多是中国人从未听说过的，可见在互相吹捧中，真相如何已不再重要。
或者，文学天然苦命，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东西写出来了，传成什么样，全凭运气。真读过《离骚》并喜欢它的人并不多，却也没妨碍谁过端午节时一脸虔诚地去吃粽子。
总之，法国人在夸他们脑子中的那个猛汉，而我们却特别在意“世界性作家”之类的高帽。作为谈资，固然有趣，可太当真了，则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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