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一季度的经济成绩单刚刚公布，国民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不仅“稳”的基础在加强，“进”的力度也在加大。
中国经济今年全面走势会否延续“开门红”走势？调控政策是否发生变化？人民币汇率会否受国际因素有所波动？中国股市在全面监管下何去何从？在频频限购下房价会不会下跌？特朗普执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几何？这些问题关系着投资者的钱袋子，成为了我们的关切。
近日，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春季论坛在京举行，记者带着投资者的疑问，问计于专家学者，以下就是他们的解答。
从降成本看，既要考虑到改善供给环境、激发微观企业内生动力，也要前瞻性地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减税对中国资本外溢的影响。从补短板看，要在补硬短板的同时，注意加大补软短板的力度，比如扶贫中加大对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观念转变、教育水平提升、自助能力增强方面的支持力度，这个或许比提高收入更重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在组织资源方面的能力非常强，这是西方国家政府望尘莫及的，如2016年中国政府与国企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40%，大约是美国政府投资占GDP比重的10倍左右。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似乎不用太担心今后几年政府稳增长的能力，但要改变经济下行趋势，恐怕也很难。而且，从短期来看，库存周期似乎也步入了去库存阶段。
当下，相信房价不会跌的人应该占大多数。从统计规律看，在判断市场趋势时，大多数人的一致预期总是错的。房价泡沫破裂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尽管决策者都不希望这一情况发生。 但是，调控政策的钝化不等于政策的时滞效应不会发生，最可怕的是，那么多调控政策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出现“最后一根稻草压死骆驼”的现象。
中国自2000-2010年这十年间房价涨幅最快，年均涨幅超过15%，2011年之后房价从普涨过渡到结构性上涨，6年累计涨幅为40%(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百城房价加权指数)，尽管后期涨幅趋缓但累计涨幅远超美国上一轮房地产牛市，如北上深三地房价的累计涨幅估计在15倍以上。此外，这些年来居民房贷余额的增速在不断加快，2016年新增居民房贷达到4.96万亿元，城镇居民用于购房的支出占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3%，工、农、中、建四大行60%以上的贷款是居民房贷。居民购房加杠杆如此之迅猛，是否有点美国当年次贷膨胀的味道呢？
居民部门大比例举债购房的时候，其消费能力和需求就会减弱，故CPI已经连续两个月在1%以下，这就是所谓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切勿低估时滞效应，社会经济是一个大系统，投资与消费往往此消彼长。当你注意到有几种资产价格泡沫泛起时，实际上泡沫早已扩散了，能够实行管制的，只是大系统中的很小一部分。
以上两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思路降杠杆的问题。应对高杠杆风险的最好方式，越来越不是直接减债，而是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减债。
上面的这个减债思路，无疑是重要并且受欢迎的，也是稳妥有序去杠杆所必须的。但从实践看，其副作用也很明显。一是杠杆率不降反升甚至以更快速度上升。二是资产泡沫的积累。三是并不一定有利于结构调整。
对我国而言，整体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结构转型时期，同时体制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宏观政策如何为结构转型创造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更需审慎把握。同时在去杠杆过程中，更多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进行，在去杠杆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降杠杆的经济逻辑归结到一点，
同时，保险、银行委外、QFII、社保等机构的规模的持续增长，与多数散户投资者不同，这些机构投资者大多偏好低估值、大盘、竞争力与分红能力强的优质龙头企业，并且投资相对集中，这助推了机构化投资理念的形成。
2016年以来，监管层的监管导向明显变化，新股发行速度加快，跨界重组受到限制。在这样一些措施之下，壳资源价值下降，中小盘股的炒作受到明显的遏制。展望未来，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占比有望进一步上升，新股供给仍可能较为充裕，监管进一步严格，国际化程度逐步加深，投资理念的机构化趋势仍将维持较长时间。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机构化投资理念的深化发展将有助于龙头企业在资本市场形成持续的估值溢价、便利龙头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更快的发展，促进资源将进一步向高效率的龙头企业集中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龙头企业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扩大将最终使得更多有着高端化、优质化和绿色化特征的商品和服务被社会使用。
另外，从参与国际竞争角度看，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将为企业在技术研发、专利引入、国际企业并购整合上创造更理想的条件，助力龙头企业提升自身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改善中国产业结构，加速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上的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产业竞争地位。
当然，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和龙头企业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加强，也将加大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两极分化。小企业生存空间的压缩、龙头较高的生产效率和以及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引进将导致大量行业的传统劳动力无法吸纳，由此产生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政策当局需要对此问题进行提前的研究，完善失业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下岗劳动力的再培训与转岗、向民间开放更多的限制性行业领域以解决潜在的失业问题。
同时，海内外对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去向的关注和讨论，本质上仍是在偏空的市场情绪下，市场选择性地相信了坏的消息。实际上，国际收支的季度数据显示，2005年“7.21”汇改以来，我国资本和金融项下资产方(即对外投资)就基本是净流出，其中有些是政策性的境外资金运用(如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运用委托贷款和货币掉期支持海外收购等)。“藏汇于民”以前一直是国家支持和鼓励的，也一直在发生，只是当前形势下资本流出现象变成了社会焦点，有可能形成预期自我强化和实现的汇率贬值、储备下降的恶性循环。
净误差与遗漏为负是导致经常项目顺差较多漏损的主要原因，质疑经常项目顺差去哪儿了，根本上还是质疑中国存在资本外逃，这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持续热炒如出一辙。然而，撇开资本外逃的经济涵义不说，如果真的将净误差与遗漏全部视作资本外逃，甚至能够精确到其中多少是海外置业，多少是海外买股、买债，那么统计上就可以归到国际收支账户的相关项目。统计就是统计，它不做价值判断，不论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交易，只要数据可获取或可估算，就应该如实记录(如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数据，就有海关查获的进出口走私数据)。而这将大大提高统计报表的质量，为市场分析和宏观决策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此外，市场通常是顺周期的，政府才是逆周期的，对于市场行为不宜求全责备。同时，因为资源的稀缺性，任何选择都有机会成本，所以，政府不论怎么做都有可能受到批评。正如，以前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单边升值的时候，政府因为对外净债权、投资收益为负被诟病外汇使用效率不高，现在又因为藏汇于民、储备减少被诟病国家财富流失。再如，当年中国积累了近4万亿外汇储备，被批评储备过多是负担，现在降至3万亿左右又被担心储备不够用。其实，事后看来，或许要庆幸的是，得亏当年积累了这么多外汇储备，现在降了近万亿美元还未伤筋动骨，政府仍然保留了外汇市场干预这个政策工具选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是因为判断外汇储备不充裕，所以在既要保汇率、又要保储备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加强外汇管理来应对资本外流的冲击。
表面上看，大量的货币超发并没有带来以CPI和PPI衡量的物价上涨，但资产价格却大幅上升，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是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未来通过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缺口(尤其是社保缺口)，化解金融风险，维持经济稳定有较一致的共识，通胀预期较强。虽然近年来CPI等价格指标维持在低位，但社会上不断掀起“滞胀”的讨论和对货币“毛了”的担忧。
资金脱实向虚。虽然对什么是“实”，什么是“虚”，争议很大且很难严格定义，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割裂更加清晰。从资金循环角度，从实体经济出来的钱，由于要规避各种行政性管制(投资资格、投资领域和行业指导、比例限制等)，要通过更长的链条(通道业务和多层嵌套)、更多的时间，才能回到实体经济中去。更严重的是，部分资金只在金融系统内打转，自我循环自我实现，实体经济仅仅只是概念和载体，产生典型的资产泡沫。
总之，我国已出现明显的货币超发现象，且在当前机制下却是“合理”存在。从方向上为抑制货币超发可能导致的风险，有必要收回货币、有效“去金融业杠杆”，但更重要的是要去除导致货币超发的各种合理存在的机制，用市场的方式回归合意状态。
不妨由2017年与财政政策相关的几个数字加以观察：
另外，金融风险在累积、结构性通胀隐忧在趋升，也是影响经济回稳向好不可小觑的因素。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完成了一个小周期，被稳定在周期性底部，要使经济走出底部，实现稳上加好，还必须驾驭和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化解经济运行中影响稳增长的基础性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经济向好的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中关键是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包括减少或取消行政性审批事项，提高小微企业应纳税上限，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大幅度降低非税负担等，同时，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压缩一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大上”项目，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民生最需要的领域，比如加大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社保等领域
二是在扩大有效需求中关键是要把居民消费拉上去。要围绕我国居民当前“没钱消费、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的问题，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在稳中向好进程中关键是要把金融风险降下来。面对金融市场形势新变化，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中性，调节货币供给规模和增长速度，正确处理控制总杠杆率与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关系，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要促进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三农、小微企业流动。加强金融风险点、风险领域的监管和防控，支持企业债转股和开展股权融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推动金融机构搞好股权投资(投贷联动)改革试点，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促进股市健康发展，防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幅波动风险，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基本稳定。
三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以机器取代普通劳动力的革命，它的推进将对非科技强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压制效应，并且排挤全球普通劳动力的就业，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压抑有效需求。
四是大型经济体在政府债务或宏观债务层面普遍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庞氏困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政府支出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回暖的能力，而且其央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能也仅限于支撑庞氏债务循环。
五是欧元区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剧烈动荡，将会进一步冲击和抑制世界经济。
最后，国际政治风险的上升趋势、几乎注定的欧元解体、实际零利率乃至实际负利率的延续等因素有可能催生新一轮贵金属牛市，甚至促使五年之后国际纸币体系由“无锚”向“有锚”复归。
(原标题：保卫钱袋子！10大经济学家这样诊断中国经济、股市与楼市)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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