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7年，我国经济形势虽然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加之国际经济方面遭遇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我国货币政策不仅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同时还担负着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和防范外部冲击等任务。展望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不仅协调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冲突，同时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因此，作为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央行应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效果，这在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自2013年起，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以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取得了较好效果，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以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工具不存在异质性。因此，要解决货币政策目标冲突，归根结底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明确不同目标的优先级。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经验来看，其货币政策执行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较多地强调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而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重视程度较弱。在经济新常态格局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相反，新常态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则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结构均衡。
在中介目标方面，鉴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且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
在操作目标方面，目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短期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通过短期利率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中央银行宣布的基准利率运行，从而影响长期利率、汇率以及货币信贷增速等中介指标，最终实现调控经济主体的生产支出活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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