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两月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火爆，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略放缓，其人均GDP接近10年前的一二线水平，共同引发市场猜想：三四线能否复制一二线的城市化经验，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们看来，短期数据的改善并不意味着长期趋势的形成，三四线城市化至少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在此期间，美国不同规模城市人口的占比也发生了相对变化。1950年代以来，5万-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10%左右；25万-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从15%小幅上升至20%；而100万以上人口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则从26%激增至56%。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两次结构性变化。一是1973年前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1973年之前，日本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等三大都市圈人口保持大规模净迁入状态，占比也纷纷上升。而1973年之后，三大都市圈人口迁入速度放缓，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占比由升转平。二是2010年前后人口见顶，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基本呈现迁入迁出平衡状态，仅东京圈人口仍保持净迁入状态。
东北地区是最近几年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典型代表。2010年以来，东北三省人口持续流出，导致当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房地产销售量、价均持续低迷。过去两年全国房价普涨，但东北三省省会城市房价整体横盘。
规律：城市经济-人口份额比趋近于1。这一规律是否不仅适用于大城市？从长期看，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是城市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这种区域收入差距可简单的用区域经济份额与区域人口份额的比值来表示。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应保持在1附近。2012年OECD测算了248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其中位数为1.01，均值为1.07，这一规律得到了验证。
上市公司：三四线占比仅2%。从上市公司数量上来看，一线城市平均拥有上市公司217家，而三四线城市平均只拥有4家上市公司(这还未将没有上市公司注册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在内)，约是一线城市的1/50。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上来看，一线城市每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约为1700亿元，而三四线城市每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仅为76亿元，约是一线城市的1/20。可见一线城市集中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资源。
一二线城市学校数量远高于三四线城市，一定程度上与两者本身的人口规模差异有关。两者人均教育资源差距有多大？即便从省级数据看，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极其不均衡的。北京、上海普通高中生师比分别为8和9，一二线城市集聚的江浙地区，生师比也仅在10左右。但中西部地区各省生师比普遍高企，江西高达17.5，是北京、上海的两倍，这意味着其人均教育资源仅有北京、上海的一半。
高等教育水平决定了国家竞争力。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度有多高？仅从高校口径来看，似乎较为有限——北京、上海高校占全国比重约为6%，招生人数约为4%。但科研机构口径下，相应比重则大幅提升，数量占比和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为16%和22%。这意味着，在当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下，年轻人经由高考、考研，从三四线城市进入一线城市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并谋求就业机会，而这也是优质人才向京沪集聚的过程。
优质医疗资源向一线城市集聚，是否本身就与人口集聚有关？未必如此，比较各省人均医疗资源(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其分布同样是向东部尤其是一线城市倾斜。北京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接近4，浙江接近3，而中西部地区普遍在2左右甚至更低。
三四线部分微观数据的改善，并不能代表长期趋势。年初两月PPI增速仍处高位、CPI增速见顶回落，意味着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因而微观层面自下而上观察到的消费改善，与其说是消费升级导致的，不如说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所导致的。前者是一个漫长而平缓的趋势，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力相对有限，而后者却是一个已经得到验证的规律，几乎是“历史重现”——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房价涨幅与奢侈品消费、澳门博彩业收入走势高度相关，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十分显著。
毕竟，单项中、微观指标的短期改善并不能简单线性外推出宏观经济的长期向好(除非该指标刻画的是中长期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正如短期波动不等于中长期拐点。宏观经济的改善有赖于各项要素投入同等倍数的扩张。三四线城市化或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原标题：注意！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可能是最危险的资产)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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