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暗流涌动。”3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减少。
在此背景下，“研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研究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重大课题。从全球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深刻影响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阵营，中产阶层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给经济全球化带来重大挑战。从中国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引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迟福林说。
如何破题？迟福林给出的回应举措是，到2020年，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放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的，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不仅将有效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还将使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25%~30%左右。”迟福林说。
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则称，在当前的城镇化中，农民能不能富裕，能不能受益，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些年来， 2亿多农民已进城了，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邵秉仁坦言，应赋予农民土地完整的经营权和财产权，扩大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据了解，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未来，要加快城乡结构变革，在城乡一体化中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张占斌认为，分配制度是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分配制度合理与否将会直接决定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进一步优化分配格局，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简政放权，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一体化。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重要来源是低收入人群，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特别是40%的人群低收入的增长，要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
李实说，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据李实团队测算，假定未来几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长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
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对身份、手中的财富有着不安全感与焦虑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中国大城市的房价高，超出了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承受的能力。
(原标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0年争取形成“橄榄形结构”)
(责任编辑：DF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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