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若涉及“国民收入分配”，则需要看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若这些条件、原因不明晰，则大可不必将“国民收入分配”作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组成部分。
但对比了更多国家的数据后发现，情形要复杂得多。巴西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20%)高于我国(18.9%)，但其基尼系数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达0.53甚至0.59，远高于我国的0.46；日本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水平(15%—18%)低于我国，但其基尼系数则长期与法国、德国的(0.33)相当。更值得关注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仅为我国的一半(9%)，但其基尼系数(0.35)却比我国低。这说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高低，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具有对应关系。
其基本原因在于，政府收入的相对高低是一回事，而政府承担何种职能、以什么方式取得收入、以什么方式进行开支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政府财政收入更多地依靠累进税制，并且财政开支更多地按照均等化方式致力于社会福利，那么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越高，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越低。反之，若一个国家税制缺乏累进性，政府取得收入后不是致力于收入再分配，而是致力于建设开发，这样的政府职能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再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都有限，甚至还有反向作用，即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意味着，研究“分配制度问题”时，必须厘清“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收入分配”问题之间的关系。
其次，两个概念的认识视角、统计口径不同。早在经济学处于古典时期，社会总产品如何扣除、依据是什么，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如何，一直处于定性分析水平。直到20世纪初，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产生，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才进入“可识别”和“可比较”状态。而“国民收入分配”自一产生就是可统计和计算的，因为它本身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产生而产生。为获得准确数据，“国民收入”很注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主体之间统计的“一次性”，避免重复计算。可是社会成员的收入，不仅包括各自的劳动收入、资本利得、其他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转移性收入，也包括社会慈善捐助收入。这样，通过层层“再分配”，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加总后的数据，与“国民收入”统计出来的数据相去甚远。还有，“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即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否恰当或合适，测评工具、衡量标准迄今并无共识。这与“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问题不同：衡量收入(或财富)分配状况的不同指标，包括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泰勒指数以及居民五等分收入(或财富)占比，毕竟能够反映一个社会收入(或财富)分配上的均等化程度，这些衡量工具经过长期改进完善，取得了较高程度的共识。
再次，二者概念的功能有别。“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要在宏观上衡量一个时期(通常是一年)一国总产出(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部门之间呈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可服务于决策者的宏观经济政策。此外，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之比，反映在一国经济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应该从“效率”意义加以观察。至于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差距是大还是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公正与否，则非宏观调控政策关注的重心，更多地从“公平”角度，以观察社会关系是否和谐。
总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若涉及“国民收入分配”，则需要看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若这些条件、原因不明晰，则大可不必将“国民收入分配”作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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