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能被称作重中之重的，通常与之匹配的是难中之难。
全国人大代表、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认为，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比以股权融资为主的模式拥有更高的杠杆率。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同时信贷扩张的速度较快，直接融资比重有待提高，也由此造成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的状况。
对此，市场上主要流行的解决方案有二：一是债转股；二是股权融资。
被视为解决降杠杆利器的债转股，自2016年开始实施。据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介绍，截至目前，达成意向将近四千亿元，已经签约操作的大概有三百多亿元。这一数量对于至少数十万亿元级别的企业债务来说，算不上多。
股权融资方式，则更多的与重组并购等结合，纷繁多样。有认真寻路的，也有浑水摸鱼的，一时间，A股市场中涌现出的大量重组事件，就是此类解决方案的直接反映。可一个个案例筛过去，如果把企业降杠杆率事项作为一个整体看，尚无堪称标志性的进展。
按道理，企业如何经营，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包括政府、行业协会、银行等在内的其它相关各方，只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该收税的收税，该监督的监督，该服务的服务。只要不违法，企业产品或服务适销对路，则扩张进取，反之，则或收缩战线，或调整方向。一旦亏损超出企业承受能力，该裁员裁员，该破产破产。对于具体的企业个体，会有困难之处，但对于庞大的企业群体来说，为所当为，怎么会出来个难字呢？
再看看全国两会上有代表性的发言，颇有意味：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
做企业管理的，居然要回过头来补常识课——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企业降杠杆率之难，难在没常识？或者说，到底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让企业忘却常识？笔者以为，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政府兜底思维。
目前国有企业是负债率较高的企业类型。虽然技术力量和人才力量都很强，但是经营机制存在缺陷，企业重大决策不找市场找政府成为惯性。
二是企业管理人有企业之外的诉求。企业的天职是盈利，可部分企业管理人的诉求在企业之外，导致行为扭曲。
三是部分地方政府的“保姆”行为，形成逆向激励。个别地方政府为了税收、解决就业等考核指标，对于本应该破产清算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维持其存在。所谓僵尸企业，背后大多都曾站着一个无微不至、有求必应的“保姆”，直到最后救无可救。
所以说，企业降杠杆率之难，难在企业外，难在企业没做该企业做的事，无论其主动被动。
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经济发展速度比过去减慢的时候，决策层坦然面对现实，提出企业降低杠杆率的要求，也说明我们对影响经济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解更深，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更大，信心更强。
所以，当分清主体责任、通过混改引入民间资本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市场化法治化进行债转股、发挥专业金融机构优势提供救助性金融服务、完善资本市场监管、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等理念，借助全国两会这个共商国是、凝聚最大共识的舞台，广泛传播，成为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在内相关各方共同认可的常识，降低企业杠杆率这个重中之重，才真正进入到可以期待的精彩篇章。
李克强总理说：“政府不该管的放给市场，该管的才能管得好。”
把不该管的放掉，才能管好该管的——这是总理对政府管理的要求，又何尝不是企业降杠杆率的药引子。
(原标题：降低企业杠杆率难在企业之外)
(责任编辑：DF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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