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的兴起，2016年不少人感到身边需要大病救助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人们对“因病致贫”及全民医保体系中大病救助制度的关注达到顶峰。
全国两会在即，各民主党中央、代表、委员在民生领域均聚焦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案几乎覆盖了全民医保体系的各个环节。
其中，民盟中央特别关注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公平性问题，拟向大会提交《关于构建更加公平、惠民的城乡居民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提案》。
而医卫提案“重镇”农工党注重全民医保的制度衔接，经过一年调研，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大会提交了《关于强化医疗救助与医保、大病保险制度衔接进一步完善重我国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议》和《关于完善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农工党的提案指出，重特大医疗救助制度的问题仍然突出。
其中，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由人社和卫生部门统管，而医疗救助主要由民政部门统筹，三者按先后顺序依次衔接。
长期关注中国全民医保体系制度完善和政策更新的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授朱铭来分析，在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环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为困难群体提供精准保障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提升特殊人群的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突破最高给付额直接提高报销额，另一种是适当扩展合规费用目录。
但这两种方式都受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公平性和基金可持续性的限制。
特别是基金可持续性。由于全国大病保险筹资主要从基本医保的基金池中划拨，大病保险的报销空间一定程度上由基本医保的结余水平决定。
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当年大病保险全国总筹资仅为250亿元左右。
而2015年人社部统管的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收入2109亿元，基金支出1781亿元，当期结余328亿元。卫生部门主管的新农合基本医保基金筹资总额3286.6亿元，支出2993.5亿元，当期结余293.1亿元。
这就意味着基本医保基金向大病保险“倾斜”的空间十分有限。“鉴于目前大病保险的筹资水平和筹资方式，盲目提高报销比例会对大病保险基金造成严重冲击。” 朱铭来说。
而按照目前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设立起付线的做法，基本医保报销后，如果自付费用未达到大病保险的起付标准，保险就无需支付，但该救助的对象也因此无法得到救助。
朱铭来认为，基于基金承受能力的客观限制，需要按照“先大病保险后医疗救助”的原则，灵活运用资金为相应人群提供梯度保障。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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