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近期，各地公布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部分中西部地区的2017年GDP增长目标或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较2016年有所提高，尤其是跟“一带一路”相关的地区目标上调较为显著。综合23个已公布目标增速的省份计算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这向市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如何增加2017年的有效投资？重点应投向哪些领域？如此高的投资规模，资金来自哪里？如何激活社会资本参与45万亿元投资？
以稳促进，稳增长是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经济增长问题无疑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从诸多信息来看，2017年经济增长可能仍会定出“区间”目标。对此，您怎么看？
胡敏：2016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7年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要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可以看到，稳增长依然是前提，要以稳促进，必须继续保持与各方面需求升级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是一项综合性、基础性指标，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各方面十分关注，尤其是这几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预测机构总在分析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何时筑底，因此，每年中央确定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就是一个风向标。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我认为很有可能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确立在6.5%左右更加合适、更加贴近实际、更加稳定预期。一是技术已经较高、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的态势；二是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三是稳增长主要是为了稳就业，这一增长速度满足新增就业的需要；四是可以引导各方面更加集中精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结构优化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朱敏：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国家竞争力、居民收入、就业等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也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发展速度指标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效益的综合性指标，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综合、最核心的指标。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新经济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我国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30万人就业。因此，国家定出经济增长“区间”目标，就是为了引导地方政府和经济主体根据国家目标，确定各自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方案，实现就业、投资、居民收入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等预期目标和国家整体经济平衡，同时也为其他相关规划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要实现稳增长目标，必须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投资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依靠的重要手段。从各地公布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来看，部分中西部地区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较2016年有所提高。在23个已公布目标增速的省份，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这向市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刘立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稳增长已经逐步上升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各地政府调高投资目标就是要向市场传递这样的信号：扩张投资仍然是现阶段恢复经济增长活力的重要抓手，要实现稳增长目标，就必须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是，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增加投资仍然是必然的选择。根据经济学理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唯一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但是，无论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还是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对新产品进行研究开发，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以及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都与投资密切相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投资增加，只是投资方向和方式改变了。
近年来，中西部投资增长强劲，投资增速大多年份领先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多数地区的投资率确实已经较高，但是，中西部的人均投资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加快追赶的步伐，促进投资的更快增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中西部“刻意”减缓投资增速，进而降低投资率，无疑将减缓中西部投资增长步伐，从而“牺牲”未来的发展能力。只有保持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不断增强本地基础设施和产业竞争力，扩大本地供给能力，更多地满足外部需求，或者更多地实现需求本地化，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的平衡。同样，要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向中西部的集聚，没有先期大量投入也是不可能的，这既包括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包括为产业进入创造条件的投入。近期中西部地区提高了投资增长目标，我认为，只要在政府可支配财力范围内，又有必要的市场机制加以约束，投资多一些也不是坏事。况且，45万亿元也只是一个在建项目投资目标，不是2017年当年要完成的，不需要过度解读。
胡敏：2017年要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充分发挥投资需求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扩大有效投资是增加当前消费需求、长远改善供给能力的有效办法，有效投资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和结构效应。
当前国际经济还处于缓慢复苏阶段，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希望经济尽快复苏，正在想方设法增加投资、吸引投资。对我国来说，我们扩大投资依然有需求、有潜力；同时我国储蓄率依然高，扩大投资有条件、有能力。当前国际投资品价格比较低，也是扩大投资的有利时机。所以需要适度扩大投资。
从目前地方投资安排传来的信息来看，比如，在23个已公布目标增速的省份，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全国最后加总起来可能还要更多。目前坊间有一种担心，是不是2017年投资总量过大？甚至将其与2008年“4万亿”增量投资相比，由此分析将会造成新一轮投资膨胀。这里面有一些概念性的模糊。
一是当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加速下行，中央新增4万亿元资金撬动投资需求，是一个增量。据查，2009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概也就是22.5万亿元。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连续7年下滑，从高峰期的30%，下滑至这几年投资增速的不足10%。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到59.65万亿元，同比增速也只有8.1%。考虑到2017年6.5%的经济增速以及这几年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基本结构，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也就在8%左右，这是与当前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改革有效匹配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估计在65万亿元左右。这还是基本适度的。
二是目前一些省份提出的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规模也还是一个预期，考虑到资金到位情况，包含可能出现的一定“水分”，不一定就能如期实现。从中央层面来看，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只是安排了5000亿元，较2015年预期目标下调了4.5%个百分点，按照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可能在8%左右。中央预算内投资也不可能比2016年增加太多，应当不会形成“投资膨胀”。
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严格控制货币闸门，将防风险和去杠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要货币“不防水”，财政资金投入更加合理有效，2017年的投资规模应当可以保证在一个合理水平。
朱敏：这表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依靠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依旧在延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2017年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调控影响较大，而制造业投资主要是企业主体的行为，需要根据经济前景和盈利状况来调整，相对而言，政府更易于通过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空间还比较大，很多地方高铁不通、道路不畅、消费环境不完善，都还需要巨大的投资。
扩大有效投资关键在选准方向、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中国经济时报：维持这么高的投资增速，如何增加2017年的有效投资？重点应投向哪些领域？
刘立峰：要发挥投资的作用，前提必须是高质量的有效投资，而不是单纯追求规模和速度的传统投资。面对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2017年投资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投资结构调整要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改革推动和创新驱动。
第一，不断改善供给结构。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也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领域投资，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
第二，促进投资提质增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发展会加剧经济失衡局面。全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核心任务。投资同样要提质增效，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供求结构的动态平衡。
第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劳动力的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进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进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第四，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首先就是要发挥投资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第五，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有意愿扩大投资，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营造良好体制环境。只有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才能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各类投资主体的作用。
胡敏：中央一再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关键在选准方向，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特别是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的项目。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一系列已经出台的专项规划看，各方面投资不断进入重大水利工程、生态保护等薄弱环节，投入现代农业、农村电网、农村耕地整治、创新能力、交通运输、国家安全等重点领域建设，以及加强异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造和大小配套设施等方面。
关键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到补短板、增后劲、扩需求上面，促进“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落实。
朱敏：为增加2017年的有效投资，重点应投向战略意义突出、产业链长、对民间投资带动作用强的项目，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基础设施投资。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声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国际合作高层论坛将于2017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将探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内的合作计划，建立未来合作的平台。这为沿线省市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间。
二是完善消费环境的相关投资。例如道路、交通、通信、市政工程、旅游休闲设施等的投资，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消费，如果投资扩大不能带来相关消费的增长，那就是无效投资。
三是对创新驱动战略和新经济的投资。例如研究开发、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新兴产业等，这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根本性举措。
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地方财政和地方债务制约的情况下，如此高的投资规模，资金来自哪里？如何激活社会资本参与45万亿元投资？
刘立峰：增加有效投资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越通畅、方式越多样、约束力越强，保障有效投资的资金来源就越充裕，资金使用效益也就越高。要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使不同投资主体都能获得高效便捷的资金来源。
第一，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一是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如果经济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可将未来两年预算安排的中央基建投资增加到1万亿元，提高中央政府专项投资能力。二是完善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建立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对基金的风险监管。三是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借鉴高铁站场建设“以地养路”模式，将其扩展到城市道路、水利、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政府项目。四是健全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政府主导或支持的担保机构，在中央和省级层面设立再担保机构或再担保基金。
第二，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一是恢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放松政策限制，健全法律法规，形成好的市场预期，积极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市政设施、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生态保护等领域。二是从根本上解决融资不公平问题。全面清理金融机构内部规定，坚决废止贷款发放的评价机制、风险控制和行政追责中对民企的歧视性条款。选择一批信用好的民企，实施商业银行授信制度。三是进一步拓展民企的发展空间。限制央企或国企对优质民营竞争性企业的兼并、收购，防止体制性倒退。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加快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步伐。
胡敏：一个时期以来，地方财政和地方债务约束较大，促进有效投资的确受到资金制约，我们不可能通过继续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转化为投资增速，否则会付出更大代价。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无非是四条。
一是要继续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以“四两拨千斤”，用好资本金投入和适当贴息方式，规划好重大项目的投资包。
二是要加快创新投融资方式，继续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PPP)取得更大实效。2016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推出了一批PPP项目，目前看效果还不是太好，主要还是项目的吸引力和相配套的价格、收费、税收等优惠政策没有完全跟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履约守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办事环节还存在效率问题。2017年应当积极探索适度的市场化融资投放力度，积极开发政策性金融工具，发起设立一批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项目，注重用参股方式带动社会投资。
三是要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认真落实有关鼓励支持政策，进一步采取措施，更好发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比如，有序放宽油气勘探开采和管网、配电网、民用机场、电信、市政、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在财税优惠、土地供应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切实保护民营资本的产权和利益。
四是进一步在高起点上吸引外资。要认识到外资对我国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努力打造更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大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巩固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取消一般制造业、采矿业外资准入限制，有序推进金融、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对外开放，鼓励外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外资企业在国内上市、发债等。
中国经济时报：稳定2017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不能仅靠投资。如果一味强调基建投资，很可能回到过去大上“铁公基”的时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朱敏：的确，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一直依靠“铁公基”投资，解决之道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看。
从短期而言，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未来应加强内需问题研究，如研究新兴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等。另外，加强金融对国内优势产业和装备走出去的支持相关研究，完善金融支持方式，既支持优势产业走出去，也为国内大量闲置资金找到一条保值增值渠道。
从长期而言，只有当新的主导技术革命出现时，经济才会逐步走出危机，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历史上三次经济危机之后都出现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崛起，拉动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目前，随着我国汽车普及率的提高和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逐步下降，加上重化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瓶颈约束进一步凸显，国民经济已经难以延续过去的高速增长，迫切需要转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样，发展以“互联网+”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关键看新经济能否脱颖而出、担纲大梁。
(责任编辑：D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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