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13日，中央城镇化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没有先例。因此，要目标明确，方向对头，特别要汲取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创造城镇化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态势。笔者理解，核心是注重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避免城镇化带来的“后遗症”。城镇建设与传统建筑保护如何克服“千城一面，万屋一貌”的现象，如何使“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格发扬光大，必须作深“文化城镇化”发展的大文章，尤其要识透当前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该树立批评观
用批评之思做些审视并梳理，倡导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和戒惧之心。文化创意可提升古镇品质，增强古镇活力，而绝非“圈地”收费和过度商业化。
用批评之思做些审视并梳理，倡导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和戒惧之心，如通过城建与文保的“两难”抉择所凸显的真问题，畅言反思的研究视角，不仅在于提升建筑遗产保护各方的意识与观念，更在于开始为建筑遗产保护界引入学术批评的新风气。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批评是一种责任、批评是一种发现、批评是一种管理方式、批评更是一个提升素养的过程。对此，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说：“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复杂多变的文化背景等，构成了研究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发展战略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理想与困惑并存、挑战与希望同在，明确的目标与严重滞后的理论和制度建设使我们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已成为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要承认迄今不少建筑师、规划师及文保专家回避谈理论，以发达国家规划设计的历程看，如果说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重视自己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很难摆脱当前的“乱象”，要走出文化“失语”态，找回自己并闯出新路将极其困难。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无异于一轮又一轮大拆大建，如不把握住“文化城镇化”的建设方向及原则，城市中的“毁城”文化悲剧会向农村转移。普查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以往100年。2009年末我国尚有230万个村庄，但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仅存3000个，只占0.13%，如今古村落还在遭受破坏，意味着农耕文化已残缺不全了。城镇化绝不能消灭美丽乡村，更不要消灭美丽自然生态，而应因境而成，城镇化建设必然于当地文化相协调，使当地历史、人文、宗教、民俗等体现在建筑风格上，这才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本质。
文化创意可提升古镇品质，增强古镇活力，而绝非“圈地”收费和过度商业化。在国外古镇不仅是一个文化旅游区，更是吸引古镇旅游元气的聚集地。譬如贝弗龙是一个坐落在法国北部下诺曼底地区的古镇，1972年镇政府启动了拯救和修复古镇计划，在完整保存村落原貌及生活特征的基础上营造出符合休闲与生态要求的旅游环境，1981年它成为法国“最美乡村”品牌；莎翁故乡英格兰斯特拉特福德镇的核心载体是剧场，而“莎士比亚研究中心”、“莎士比亚遗产监管会”、“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罗密欧与朱丽叶咖啡屋”、“哈姆雷特旅馆”等，都构成古镇文化旅游体验的道具，让人仍然感到莎士比亚仿佛还活着，镇上的本森斯餐厅被评为“英国50个喝下午茶最佳地点”之一。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策略与路径四点倡言
新型城镇化之路必须以文化自觉为思想导向，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挖掘先进文化基因，传承文化传统，在城市新建设与既有建筑保护中延续城市文脉，是绵延城市，创新城镇化结构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倡言转型与创新，它启示建筑与文保界要强化改革建设之思，真正在行业内外，来一场交叉的跨界思辨。新型城镇化之路必须以文化自觉为思想导向，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挖掘先进文化基因，传承文化传统，在城市新建设与既有建筑保护中延续城市文脉，是绵延城市，创新城镇化结构的需要。一旦城镇化的“文化”核心被消解，民族就将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所以城镇化建设绝不可泯灭文化特色，绝不能淡化文化传统，更不可消解文化基因。用文化带动城镇化发展与复兴，任务十分艰巨。笔者建议如下：
其一，中国新型城镇化要坚持走“文化城镇化”之路。据新近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显示，全国约有16%的家庭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遭遇征地和拆迁的，这种“大拆大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对城乡历史文脉的破坏。从防止城镇化建设再出现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断裂”局面入手，要引入“文化城市”、“文化城镇”等理念，特别要为城镇建设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预留充足空间。
其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要肩负“抢救式”保护之责。面对正开展的《文物保护法》已公布的漫长修订计划，倍感在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上呼唤“法治中国”的迫切性，面对从城市到城镇一浪高过一浪的“掠夺式”大拆大建；面对以“搬迁新居”为名的建筑遗产项目公开“造假”一个个案例；面对城市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权比法大”的不正当行为，不仅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时有被毁事件发生，更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存实亡”的惨剧上演，所以必须加快《文物保护法》的修订速度，这将是一种抢救式的需求。
其三，城镇化建设呼唤“天人合一”生态文化观。中华民族的文化信念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可眼下，中国要发展，思考全球化很重要，但回归祖先的人与地球的“天人合一”观更为重要。实践证明，任何生态危机的本质，一定是文化的危机。任何“生态镇”的生态退化，都是文化退化的表现；“生态镇”的文化退化，根源还在GDP这根指挥棒的负面影响力上。从文化城镇化上看，只顾一时，不及长远的发展走不远，不仅是有害的发展，更是难以修复的发展。为此，要有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如城镇每年一度的植树造林活动的组织、公民绿化的新形式、绿化费用筹集的方式等，都有很大的重新设计空间。
其四，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要普惠社会公众。只有当建筑遗产受到公众普遍认知、理解、推崇乃至赞美时，它的存在和被自觉保护才体现出更加全面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因此，建议国家及地方法规及条例，要站在国家文化建设及文化安全的视角，提升并确立它在全民中普及建筑遗产文化教育的地位，通过社区与城乡在公众心中扎根，真正克服以往保护思想传播“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为此呼吁国家要编研并发布《国民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规划》，最大限度地提升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责任编辑：D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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