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都证明，搞市场经济必须搞分税制，我国1994年财政分税制配套改革方向完全正确。
财税改革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连续两年将财政改革列为基础性关键性领域的重要改革内容，其中明确指出要稳妥推进财税，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自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开始，拉开了此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两年多来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进一步完善了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一个以公共收支预算、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复式预算形式来协调和配套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营改增全面施行……
必须承认的是，营改增之后将央地分成比例由75:25改为五五分成，这实质上仍是“分钱制”而非分税制。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都证明，搞市场经济必须搞分税制，我国1994年财政分税制配套改革方向完全正确，近些年的一些问题恰是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贯彻落实受阻而产生的，“打板子”如打在分税制上，是打错了地方，真正需解决的问题是把分税制从中央到省和省以下贯通落地。笔者以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分税制应澄清几个重要认识。
其一，分税制的逻辑起点，是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取向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和从立法机关所获得的收支权所以“完善立法”是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必须高度重视、正确把握的动态过程；政府事权范围事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合理明确各级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事权划分是深化分税制改革中制度设计和全程优化的始发基础环节，要使事权的明晰合理落实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细单”即支出规范化制度化的分工合作方案；广义税基收入划分主要取决于税种的属性与特点，在稳定现阶段宏观税负大致水平的同时，要在税制改革中积极构建和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和复合税制，形成各级政府组织收入的规范化支撑框架；因收入与支出二者在政府间划分遵循不同原则，各地税收丰度和供给品成本又必然不同，中央本级、地方本级必不可能各自收支平衡，客观上需要以基于“中央、地方纵向不均衡”的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调节“地区间横向不均衡”；财权与事权相顺应和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都十分重要、不可偏废，但二者属递进关系而非平行关系，较适当的“中央地方财力占比”是在正确处理经济性分权制度安排各环节后自然生成的。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合理的发挥，需要以理顺体制通盘安排为关键。
其二，需要明确我国省以下分税制迟迟不能真正贯彻这一问题的“病理分析”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我国省以下还有市、县、乡镇，“地方”的概念在中国至少有省、地级市、县(含县级市)、乡镇四个层级，加上中央，整个政府财力分配体系中至少共有五个层级，如何依二十个左右的税种实行五级“分税”，在技术上是无解的，因而自1994年以来实际仅在中央和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维系了分税制框架的基本规范，而省以下迟迟未能进入分税制状态。往前看的出路，则在于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
其三，按照中央、省、市县三层级框架深化“分税制”改革、重构和优化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原则与要领，是必须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的三级分税分级、上下贯通的财政体制，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为主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态补偿”式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这一体制安排如能建设到位，将使中国所有地区包括欠发达区域，都形成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的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的境况，在“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概念上消除基层困难、隐性负债的隐患和矫正土地财政的偏颇。
总之，应该从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大作用站位，构筑顺应历史规律的分税制
(原标题：以更高历史站位推行分税制改革)
(责任编辑：D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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