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期而言,债市的调整需要关注银行“负债短缺”什么时候结束。类似于“资产短缺”会急剧压低债券收益率,“负债短缺”同样会急剧抬高债券收益率,“负债短缺”和银行资产负债再平衡是2016年10月以来债市调整直接因素。
长期来看,只要房地产没有将中国经济重新拖入下行通道,则债券市场的黑暗时代远未结束,10年期国债的合理中枢为3.5%。一方面央行需要修正2015年下半年“股灾”之后在货币市场的过度宽松政策,另一方面稳增长不再是政策重心之后,决定债券收益率中枢的是GDP缺口而不是GDP,这意味着债券收益率中枢要回到过去的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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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10年期国债与GDP+CPI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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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10年期国债远低于GDP+CPI
我们认为,在中国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利率存在系统性低估的情况下,决定债券收益率中枢的不应当是GDP增速,而是GDP缺口,即GDP增速与政府预期的GDP增速或者潜在GDP增速的差。举例来讲,如果GDP增速由8%下降至7%,而政府预期的GDP增速和潜在GDP增速是6%,此时央行应当加息而不是降息,债券收益率应当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7%仍然高于6%。
在2015-2016年,6.7%实际已经符合政府的预期目标,但由于政府担忧经济惯性下滑、2015年下半年-2016年上半年“股灾”救市的需要,央行在货币市场维持了超宽松的政策,我们称之为“中国式QE”,即央行将货币市场利率稳定在极低水平,为金融机构同业负债加杠杆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其实质效果与欧美的QE——央行直接购买长期债券是类似的,只是蕴含的风险远大于国外的QE,因为是通过期限错配实现的QE的效果。
到了2016年三季度之后,随着经济企稳基本明确,股市再度暴跌可能性基本消失,金融市场期限错配加杠杆非常严重,中国央行开始退出“中国式QE”——提高货币市场利率,放大货币市场波动。央行能这么做的前提,正是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远低于GDP增速,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也远低于贷款利率,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股市不再需要货币政策的额外帮助。
根据“太阳系法则”,所有因素均需要通过央行来对债券市场产生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央行在8月底之后开始在货币市场实质性加息,而市场在9-10月完全无视央行“去杠杆”的意图和操作,最终导致了近期的债券市场的爆发性调整。
图3 2016年银行中期负债成本是债券市场的最佳解释变量
一次例外是2016年10月中旬,当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下探2.65%,而当时3个月同业存单利率已经上行至2.9%附近,两者之间的背离是因为“十一”的房地产调控,导致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悲观预期急剧上升,引发了长期债券收益率与银行负债成本的背离,但这一背离在10月下旬之后开始快速修复。
银行的中期负债成本是2016年债券市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也是最佳的解释变量。10月份资金紧张时,债券收益率下行,一方面与前面所述的房地产调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银行并未进入“负债短缺”有关。而到了12月1日,尽管短期资金面(隔夜、7天)明显缓和,但是银行“负债短缺”并未根本改变,导致银行认为短期资金松只是短期现象,依然没有资金来配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12月1日同业存款利率有所下降,但同业存单利率仍在上行,主要因为同业存款利率偏高,而同业存单利率偏低。如果以较低的同业存单利率为基准,假设同业存单利率维持当前水平不变,3个月同业存单利率为3.4%,这意味10年期国债至少要上行至3.4%才能覆盖银行的中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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