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市生产总值(GDP)达到23560.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4.26亿元，增长0.1%；第二产业增加值8164.79亿元，增长4.3%；第三产业增加值15271.89亿元，增长8.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4.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上海市人均生产总值为9.73万元，按年末汇率计算上海市人均GDP已经突破1.59万美元，达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水平，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与工业化阶段迥异。本研究着重指出了上海在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路径中增长的动力来源，强调了消费结构特别是知识消费及生产部门对传统生产部门的溢出效应及自身部门自我强化、“螺旋式”爬升的规模递增效应，从而促进知识和创新来引领上海未来的增长，实现从工业化时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时增长动能接续问题。
发达经济体的有益经验和追赶经济体的阶段跨越均显示，长期增长过程蕴含了两个并行路径，即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和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且每步跨越都是经济模式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
(1)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以标准化、物质资本和通用技术为核心的规模化供给的产生，这是第一步生产跨越，作用是摆脱贫困陷阱；第二步跨越是通过知识、技术创造型平台的建设，突破发展的“停滞”陷阱。
(2)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第一步跨越是经由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供给，满足基本物质品和服务品的消费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带动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路径的生成。
在实现第二步跨越时，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因为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两者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这个阶段，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逐渐生成，并且，独立的知识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内生过程由此建立。为了详述这一过程，
1。消费驱动增长的机制：通用技术与知识生产的两部门模型
上述分析为把握经济追赶过程的一些关键环节提供了基础。这些环节包括：
(1)大规模工业化最终要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而减速，各类物质商品的数量消费存在饱和点，相应效用水平总有达到最大的时候。
(2)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对于知识商品消费的较高替代，只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当物质商品消费效用达到最大化，其对知识、精神商品的替代性越来越小，物质商品消费成为知识、精神商品的互补品。
(3)知识、精神商品的消费被看作与物质商品同等重要，必不可少。
(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消费行为本身变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过程，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合为一体。
(5)在服务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由知识生产部门主导，而不是过去高增长时期由物质部门主导。知识生产部门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部门并列存在，前者自身创造价值并以其外部性促进传统部门优化升级。
消费结构从此一分为二：一部分消费倾向于物质和传统服务业，目的是为了劳动力(L)再生产，典型如衣食住行等；一部分是直接参与知识过程形成并创造出价值，典型如科教文卫等消费。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框架，重新思考经济进入城市化、服务化时代的时候，如何应对要素回报率下降所导致的结构性减速，以及供给结构无法满足需求结构升级需要的问题。为此，需要考虑知识过程接替物质资本驱动主导增长的路径选择。
(1)在结构上定义生产函数
基于发达国家增长经验和成功追赶国家工业化向城市化演替的典型化事实，可以发现，至少在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持续推进的结构优化升级时期，就有一个独立的知识生产部门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工业产出份额越来越小但是效率越来越高，知识生产部门越来越大同时保持了高生产率和对实体经济的正向外溢性，经济整体越来越依赖知识部门的增长导向。
结果是，大众消费的发达城市化阶段，消费需求主导了供给，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过程成为经济活动背景，因此完全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供给主导消费、消费从属于生产过程的景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一种基于消费模式、生产模式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的新的生产函数，我们在这里暂且称之为定义在结构上的生产函数——即，除了具备传统生产函数的要素、技术特征外，新的生产函数更多是考虑到了要素变化于其中的生产结构或生产模式，并且与消费结构关系密切。对于这种在结构上定义的生产函数的特征及内涵，有如下逻辑表述(如图1)：
定义1:通用技术部门。
我们把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期日渐缩小、但是更有效率的传统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和传统服务业部门，定义为“通用技术部门”，包括第一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部门以及传统服务业部门，特征是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弹性越来越低，需求逐步趋向于饱和状态。
定义2:知识生产部门。
我们把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期日渐扩大、并最终主导城市化发展的科教文卫等部门，定义为“知识生产部门”。
知识生产部门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知识生产部门自身的创新活动，外溢到“通用技术部门”并提高其技术进步水平，完成基于中间品生产到最终产品生产的横向和纵向技术进步过程，即熊彼特技术进步过程；第二，知识生产部门直接满足知识消费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精神消费、品质体验性消费等比重不断上升，其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这些消费需求抽象出来体现为“知识消费”，即消费者消费的是凝聚在服务和商品中的知识质量，而不是商品本身，如消费者购买手机，消费的是手机的服务功能而非手机这个形体。
基于这种认识，目前我国服务业部门12个一级分类中，属于知识部门的有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定义3:知识消费与知识生产一体化。
知识生产的均衡约束条件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通过互动生产与共同分享完成，互联网是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互动生产与匹配媒介，并不一定按现有的生产与消费分离方式来供给与消费，而且其更多地采用分享模式(互相交换)来实现。
定义4:广义人力资本C(H).
我们依据知识生产过程将劳动生产要素重新定义，根据不同消费者在消费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消费档次不同，把消费者抽象为极端的两类：第一类作为劳动力(L)存在，活在衣食住行的再生产世界里；第二类在完成第一类基础上进行人的素质提升的消费，即作为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C(H)存在，活在由教育、文化娱乐、体育、情趣等知识或精神的再生产世界里。显然，在现实世界中，每个消费者都是作为劳动力(L)存在和作为广义人力资本C(H)存在的集合体，因此，我们的合理抽象进一步假设为：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一类占较大比重，那么他属于劳动力(L)那一类，作为通用技术部门的要素投入存在，与物质资本(K)在生产过程中相联结。相应的，如果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第二类占较大比重，那么他属于广义人力资本C(H)那一类，生活在同样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和精神世界里。
我们把消费的国际分类6-12项中的四项——即：6。健康、9。文化娱乐、10。教育、12。杂项，定义为广义人力资本C(H)，余下的消费项定义为劳动力(L)或劳动力再生产——即：1。食品饮料，2。酒精、烟草、麻醉品，3。服装、鞋类、4。住房、水电、燃料，5。家具及住房维护，7。交通，8。通信；11。餐饮住宿。
(2)知识生产部门在新生产函数中的地位
知识生产部门是为了有效开发利用广义人力资本C(H)的部门，这个部门以其内生性、外溢性、主导性，替代通用技术部门成为增长的动力源泉。类似于突破传统农业社会贫困陷阱需要物质资本大推动——形成了工业化主导之下的经济增长。
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结构性减速困境，城市化时代的经济增长同样需要一个龙头部门带动，鉴于城市化阶段大众消费主导增长的特征，这个龙头部门必然与大众消费模式最有活力的部门-广义人力资本C(H)密切相关。易于观察的是，广义人力资本C(H)的相互作用形成知识过程，具体表现为知识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这个过程自身蕴含了价值创造螺旋，且具有知识外溢性。
举例：从通用技术部门看，随着收入增加，该部门消费支出比重同食品支出比重一样不断下降，而真正消费比重不断提高的是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本质上有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过程，更一般化的理解就是知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过程。如，你写书现在被定义为知识生产，我看你的书，是消费过程，而且看你的书同时提高我的人力资本，我也因此互动写了本书，你消费了等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更趋向于一体化，模糊了工业化时期的分割。
(3)新生产函数的性质
知识部门自身的增值和扩张。
基于上述定义，我们给出知识部门自身价值创造的内生机制，即广义人力资本C(H)越多，作为抽象个体的C(H)之间的互动联系越大，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与物质商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性质不同，广义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消费掉”，而是体现为知识创造，因为人力资本C(H)消费不是排他性的物品消费，而是互动性的“人对人”的消费“增进”(共享而非排他)，通过交流互换和增进各自知识。消费的本身即生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当广义人力资本C(H)之间的这种互动存在时，由于消费过程中生产性的存在，相应的知识部门的产出已经不再是C(H)的简单加总，而是大于C(H)的增值。引申的含义是：虑及经济社会中存在动态的消费结构的变动，当消费模式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精神这种较高层次时，知识部门扩张的动力就越大，其增值潜力也就越大。对于消费者的创造性动机，Korkotsides(2009)等文献认为消费者也像生产者那样，其行为的创造性源自于寻求跻身于较高消费等级以获得消费利益的愿望，就像生产者在逐利本能驱使下追逐利益一样。
知识部门对于通用部门的溢出效应和过滤作用。
首先，假定不存在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那么，通用技术部门主要使用物质资本(K)和劳动力(L)生产，具有传统的Y=AF(K，L)生产函数特征，A为干中学效应。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看，消费者对物质产品(包括传统服务品)的消费具有饱和性，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生产规模刚性约束不可避免。这是传统资本驱动增长的特征，为了保持增长不得不持续增加物质资本(K)，压缩消费数量(C)，并导致结构性的增长失衡(C越被压低，广义人力资本C(H)的产生越不可能，消费模式就越来越陷入低层次之中).
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典型如创新动力的注入，在抵消资本效率递减的负向冲击的同时，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质量，而且有助于增进劳动力(L)的消费和再生产能力，促使更多劳动力(L)转换为广义人力资本C(H)。其结果是，一方面通用技术生产部门结构升级优化，另一方面知识部门因为新的C(H)的加入，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知识部门的外溢效应，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对生产模式具有“过滤效应”和优化功能，知识过程在提升通用技术结构时，过滤掉了低层次生产环节。
推论。
基于上述部门关系及因素动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必须有新的知识要素供给和市场制度激励，才能突破传统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减速，条件是，新的知识创新部门自身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并通过横向联系和纵向促进通用技术部门技术进步。
第二、新的消费需求满足，需要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过程，消费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是破除消费投资障碍的核心。
第三、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生产模式升级与消费模式升级的协同性。
(4)雁阵增长模式呈现在新生产函数中的情景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我们从通用技术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动态变化角度，拓展雁阵增长模式，核心是把雁阵增长序贯看作知识过程。
拓展1:国际分工中的雁阵模式。
含义是，发达国家知识生产部门和溢出效应扩大的同时，逐步淘汰掉了效率低下的通用技术部门的生产环节，这些低效环节漂移到工业化后发国家并与劳动力(L)结合。由此，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分工日益呈现这样的差异——发达国家通过知识生产部门的垄断，一方面强化了传统生产方式和有形商品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知识、精神产品市场也向世界各地拓展。被动适应于发达国家的垄断，后发国家只能在低层次通用技术环节上生存。
拓展2: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
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的转型伴随着生产模式的转变升级，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标准化产品生产主要倾向于使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L)。但是，在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转换的过程中，知识部门作为独立部门的特征逐渐明朗。
拓展3: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生产模式优化。
包括两点，首要的是，与高级化的消费结构相匹配的知识部门的存在，其自身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特征，因此，它的出现是打破传统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其次，消费结构升级对物质产品质量的升级也提出了要求，要求生产模式升级。直观来看，在理想的演替条件下，消费模式存在“劳动密集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的消费升级，生产模式应当与这种要求相一致。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对称性的直观案例，可由图2的产品组合点(a，b，c)表示。
(5)国际典型化事实
知识部门赖以生成的广义人力资本C(H)的一些变化状况简要分析如下：
作为消费模式居于高端的那一部分，广义人力资本较大的份额或其相应的消费倾向，在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阶段总是比不发达经济更加引人注目。归纳起来(如图3)，第一种情景是知识部门最发达的美国，1990年代以来广义人力资本比重已经超过衣食住和家居消费比重，表征了消费模式中知识消费的典型跨越；第二种是以韩国为代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广义人力资本表现出持续的提升；第三种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景，可以看出，广义人力资本在消费中的比重处于长期压抑的状态(尽管弹性很大).
图3直观显示了生产模式雁阵传递和消费模式雁阵传递的协同性。无论从发达经济体与追赶经济体的对比中，还是从各类经济体各自生产、消费模式的演化中，都可以深切感受到知识消费及其“过滤效应”，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上说，通过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生成，整体经济效率不断得到提高。
作为图3及其经济含义的数据补充，图4显示了与广义人力资本C(H)的普遍≥1的收入弹性。这种情景的经济含义是，发达国家成功利用了这种性质并使得知识部门的作用有效发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却压抑了这种“资源”，就像贫困陷阱中的国家压抑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而不知道如何使用那样。
显然的推论是，经济追赶国家中，当消费模式升级趋势出现——典型如，大学教育消费需求扩大但国内又不能提供足够供给时，教育的“海购”或出国潮将会出现。
2。上海消费驱动增长的机制障碍
但从上海经济发展现实看，其存在的问题在于：
第一，受三十年工业化浸润影响深刻缘故，工业化运行思维抑制了向服务业的成功转型。工业化时期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特征，集中式、纵向式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低成本、干中学等红利，但也留下了分割严重、非网络化等问题，这极大了影响了创新的网络化效应发挥，造成低成本扩张思路延续、效率低下的大而不倒的僵尸企业存在。
第二，工业化思维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低层次人力资本拥塞和高质量人力资本稀缺并存，导致在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型时期所需人力资本不足，而大量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的聚集也影响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持续出清。
第三，受上述两点影响，目前上海服务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创新能力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一些领域也低于北京、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传统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最终有可能陷入鲍默尔渐进停滞陷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与传统服务业发展较快相一致，目前上海知识消费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较低，诸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知识型消费的增长虽然较快，但由于这些部门要么是政府管制部门，要么是自然垄断部门，供给规模不仅有限而且服务能力、创新能力还有提升空间。
因此，科教文卫等知识性部门改革不仅关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而且深入改革将有利于知识消费比重的上升，知识消费与知识生产的更好结合是后工业化时期创新的重要来源，有利于上海实现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和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上海转型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是我国从中等收入跨越高收入经济体后发展的参照和示范，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先进经济体发展道路，上海在发展思路上要有新突破在行动上要摆脱规模化工业化思维窠臼。
首先，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防止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推进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流动。上海当前处于人力资本结构梯度升级的加速时期，应重视高端人力资本模式的打造。
未来几年内，上海人均GDP将突破2万美元，达到发达阶段水平，相应的高端人力资本模式打造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包括：
(1)R&D人力资本方面：利用上海独特的文化、经济地位和吸引力，注重科研精英层人力资本的构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能力认证体系，保持上海在知识创造领域的活力。
(2)借鉴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教育体系，建立职教与普教、职教内部各层次间的衔接机制，使学习者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社会需求，构建学习途径和成长道路，把年轻劳动力的技能培养和知识更新放在重要地位。
(3)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熟练工人职级晋升的激励系统。如法国通过资质通道的建设，使得资质认证人员与从下级上升到本层的自学雇员相互竞争，职业竞争削弱各层次人力资本的身份特征，增强职业能力在就业评价中的权重。
其次，要注重消费主导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推动传统消费向知识消费过渡。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消费模式的高级化过程中本身蕴含了新的经济机会和增长点。旧消费模式——尤其是物质品消费为主的消费模式，因其自身存在的边际递减倾向，迟早会遇到边界约束问题，反过来也会对生产供给规模扩张带来约束，因此消费模式长期低端化不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与消费愿望密切相关的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为此应该切实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转变职能，尤其是在政府权力集中的垄断性领域，要彻底推行政企分开；打破人力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
第三，重视知识生产部门在新的转型过程中重要作用，理解知识生产部门在重构传统生产函数的作用机制，真正实现向创新与知识驱动增长。知识过程重构效率的重要性，在于原有依靠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愈来愈越受到物质资本投资边际受益递减的制约，而这种资本收益的递减，在没有广义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补偿下，只能引致结构性减速螺旋。
因此，转型时期的上海，面临的后续增长问题，主要是在两种投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是要更多的物质资本投资以获取高增长速度，还是要更多的消费以获取长期的效率改进，尽管这后一种选择是以牺牲增长速度为代价。根据发达阶段的经验，大城市的增长不可能长期依赖于单纯的物质资本，以知识过程统摄人财物流、以知识生产带动创新和人财物流，才是正常的发展方式。
第四，以上海自贸区为契机，加快国际化大都市节点功能培育的制度变革。上海自贸区成立伊始，承载着国家制度改革、经济二次腾飞的伟大历史使命。作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创新、完善法制领域制度保障以及营造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七大核心领域，在国家战略层面予以明确。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上海自贸区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成果，奠定了持续创新的基调，夯实了稳定改革的基础，达到了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的既定目标。中国政府通过自贸区建设向世界证明了其愿意构建在市场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承诺，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入成功的自贸区政策，与国际通行标准对接，培育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与此同时，依托于“立足上海，服务全国”的模式，根据“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上海自贸区形成了便于向全国推广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其他地区借此分享到改革与创新所释放的制度红利。
(责任编辑：DF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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