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商务部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7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额累计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同时201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3%。张燕生注意到，一方面，外贸增速为负。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却加快。
“中国的对外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月2日，针对目前外贸外资领域新形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进行了分析。
作为长期致力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的研究专家，张燕生就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深港通等话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
在新3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是主导了东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位势的变化，研究估计2019年，欧盟和北美都会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要从全球视野考虑布局的新阶段。
《21世纪》：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燕生：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原因是长期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动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过去35年旧常态的中国是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也就是供需分工。过去35年我国主要是引进来，外资拿着资本到中国来寻找廉价劳动力、土地、市场和环境容量。新35年的结构，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开始拿着资本到全世界找市场、找技术、找资源、找低成本的洼地。这就是第一个原因——新常态，中国经济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35年，新的阶段。
第二个原因是当前的全球经济缺少需求，当前的全球经济没有有效需求，同时上一次的科技革命也就是IT革命，它带来的变化我们叫做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产生的结果就是资本在全世界找廉价劳动力，来到了中国。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工业物联网。它带来的智能化的变化是机器人替代廉价劳动力，这时资本在全球化找的是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和本地化的需求，投资是唯一满足这些需求的办法。必须用直接投资的方式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传递到全世界。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新的贸易规则，美国发现过去20年的全球化，让自己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因此美国率先搞去全球化，英国脱欧也是去欧盟经济一体化。TTP和TTIP对中国来讲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也就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产品会高关税，而从TPP境内出口的产品是零关税。要击破贸易转移效应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投资在绝大部分地区都会给当地带来GDP，带来税收和就业，比较受欢迎。过去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形成竞争力，现阶段则按照全球化的原则提高我们全球综合运作能力，而对外直接投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从中国对外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有巨大的净资产，接近1.78万亿美元的净资产，但是带来的回报却是负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真正高风险的证券资产还是投的少，更多的还是从保值的角度，低风险的资产投得比较多。下一步，中国境外证券投资，当金融资产由外储外汇资产转为非外储外汇资产，会出现更多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也包括固定收益的资产。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资产多样性组合的要求。第二是分散风险，既包括分散系统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包括货币升值贬值的风险和经济繁荣衰退的风险。第三个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容量大，比较规范，激励的信号也比较明确。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深港通的开通将会产生的影响？
张燕生：深港通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就像沪港通。从资本市场与境外对接来讲，深港通和沪港通是中国金融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和对接非常重要的试验田。对投资者来讲，可以更好的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接。今后长期的变化，将会使我们的股市变得更规范，由投机转向长期的价值投资。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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