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从目前农业小规模经营的现实来看，以金融实质性支持小农比较困难，这是世界范围内(低效率农业国家)决策者和研究者无解的命题。甚至有观点不现实地希望央行在宏观调控上区别对待，对农业实行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短期来看这种政策是定向调控，但这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原则并不一致，所以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激励兼容机制。
李迅雷：
民间投资增速的加速回落，也是民间去产能的过程。因为出口加工贸易一般都是民间投资参与的，所以出口数据就是一个观察民间去产能的窗口。今年上半年出口负增长，从结构看，出口加工贸易的降幅更大，民间投资在出口贸易中占比降了1.3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外资的撤离和民营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传统产业的趋势。
宋清辉：
民间投资首现负增长原因复杂，整体而言大致有三种：一是民间投资大多集中在实体经济产业，由于在市场萧条的大环境下实体产业经济增速放缓，实体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缩水，导致民间资金投资意愿降低；二是民间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的困境，融资成本在不断提高，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减负，但依然未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民间企业发展负担沉重；三是民间投资主要是以国家政策导向为主，但很多重点行业的开放程度不高，民间投资不能有效进入，此外还有一部分资金处于对政策的观望当中。
屈宏斌：
下半年政策的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提振企业信心，防止经济失速下滑。孤立、碎片式、不连贯的政策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提振企业信心。我们建议应从供给、需求多个方面共同着手，采取大规模、超预期、系统性的一揽子政策措施，通过降税费、促改革和补短板等多重手段来扭转企业悲观预期。
谢逸枫：
当下房价涨了，房产库存也涨了，这不算一个健康的楼市现状。2015年至今，中国楼市利好不断，这是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利好政策的集中效应，一方面带动楼市的需求，一方面也催涨了房价，但这样的局面并不适合房地产健康长远发展。去库存应该独辟蹊径，着眼于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健康和可持续化，而不只是依靠政策补贴。
梁启东：
解决中国城镇化的泡沫问题，克制大规模造城运动，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必须跟进，实施财税体制机制创新，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问题；同时在沿海和内陆地区、资源枯竭城市和其他地区实行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另一方面，树立理性的政绩导向，明确科学的城镇化方向，创新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这些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要治标，更要治本。
董登新：
资本市场监管模式与政府监管职责的设定，主要取决于一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程度。市场化、法治化是基础，国际化是更高要求。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去行政化”就越有成效；相反，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越要严加管制。
(责任编辑：DF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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