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内涵
“政策沟通”简称“政通”，古人常讲“政通人和”，指的是国内政治清明与人心舒畅，而在这里讲的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及外交、经济乃至安全政策的对话、通气、协调。对于“政策沟通”，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时便进行了阐述，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政策沟通位列“五通”之首，足见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首要地位与前提作用，既是实施“倡议”的政治基础与前提条件，又是“助推器”与“催化剂”，包括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理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独立自主、合作共赢)、共同任务(和平与发展)的政治互信，以及政策协调乃至战略协作。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时发表讲话，对“政策沟通”进行了系统阐释。习近平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宗旨，将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强调政党和政治家应具有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走在前列，具体包括“三大使命”：一是“既要登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登高望远”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做好顶层设计；“脚踏实地”就是要有序推进，争取早期收获。二是“既要加强对话沟通，又要促进战略对接”。要紧密结合各自国家改革发展实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坦诚对话，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合作举措。三是“既要积极主动发声，又要汇集各方力量”。政党和政治家应主动引导、协调和组织政治力量、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商业、民意氛围。
(二)主要进展
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推进阶段，半年多来，政策沟通已初见成效。
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和部级领导人在出访时，均积极向对象国宣传“一带一路”，做好沟通解释工作。例如，2015年4月，习近平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就向巴方强调：“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关联紧密，进展顺利。两大走廊建设将有力促进有关国家经济增长，并为深化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到目前为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卡塔尔、俄罗斯、科威特、柬埔寨、匈牙利等国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分别签署了236亿美元和460亿美元合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达成对接共识。
(三)指标体系
基于共同发展战略，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可以为开展务实合作、协商解决合作问题提供政策支持，实现双方利益的深度融合，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政策沟通可以反映两国在政策高度上的共识和互信，是开展多方合作交流的基础。同时，它本身的政策环境也从整体上反映了与中国政策沟通的稳定性和长久性。
在充分考量现有研究成果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报告从三个层面评估东道国与中国的政策沟通程度：一是以领导人互访和伙伴关系以及政策沟通效度为代表的政治互信程度；二是以双方互设使领馆、签署重要文件等为代表的合作机制完备度；三是以政治稳定、清廉情况等为代表的政治环境保障度。频繁的政治活动、完备的合作机制、稳定的政治环境保障是体现和促进双方政策沟通的重要指标。
政治互信：东道国与中国的高层交流频繁度，从战略高度反映了双边政治的对话，领导人互访期间相互阐述政策理念、提出倡议举措，对两国关系做出顶层设计，出席经贸、人文活动，增进互信、深化友谊，促进战略性合作，达成战略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是两国政策沟通的直接体现。双方建立伙伴关系，标志着战略层面的政治互信，并推动着双方多方面的战略合作。双方在政策上的沟通效度标志着政治层面的一致性，是政治互信的体现。两国互访次数越多、建立了伙伴关系、有着良好的政策沟通效度，从政治高度上体现出了两国的沟通越好。
合作机制：合作机制是两国建立多方合作的重要保障，双方互设使领馆，促进和保障两国间的多维度交流合作，使领馆数越多可以反映出两国政治关系越深厚。双边签署的重要文件，如联合声明、合作规划、联合公报等，是双边建立合作共识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两国的政策沟通历程也保障着双方的权益。该国与中国签署的重要文件越多，说明两国政策沟通、战略合作越深入。
政治环境：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决定着东道国与中国政策沟通的有效性和长久性。法律体系完备度从整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情况，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双方深度合作的组织基础。政治稳定性体现了国家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政治稳定高的国家可以确保政权更迭的有序和民族关系的稳定，具体表现为无暴力、无政乱、民族矛盾不尖锐等，是开展多方合作的前提。清廉指数体现了政府功能的发挥程度，内部腐败会滋生社会矛盾和混乱，影响着双边合作。
综上，东道国与中国之间频繁的政治活动、完备的合作机制、有保障的政治环境体现了两国的政策沟通程度，充分的政策沟通为促进双方合作共赢提供了重要保障。由此构建政策沟通指标体系。
政策沟通状况分析
(一)总体格局
总体来看，政策沟通指数在“五通”指数分类指标评分中总体处于“潜力型”等级，均值为5.57，这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水平还需要继续加强。
根据测算结果，沿线国家政策沟通指数最高的“顺畅型”(8分及以上)国家有12个，占19.5%，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良好型”(6—8分)国家14个，占比22.22%，包括新加坡、土库曼斯坦、罗马尼亚等国；“潜力型”(3—6分)国家31个，占49.21%，包括克罗地亚、孟加拉国、捷克等国；“薄弱型”(3分及以下)6个，占比9.52%，分别是伊拉克、东帝汶、也门、叙利亚、黎巴嫩、不丹。其中，俄罗斯“政策沟通”指数位列第一，标准化为10；不丹最低，仅为1.77，这也凸显了各国政策沟通水平不平衡的特点。
(二)分指标排名分析
本指标体系从政治互信程度、合作机制完备度、政治环境保障度三个层面来衡量东道国与中国的政策沟通程度。根据测算结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现状分为“顺畅型”、“良好型”、“潜力型”、“薄弱型”四个等级。沿线国家政策沟通总指标和分指标排名差异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在分指标上的优势和劣势情况，为确定合作重点及薄弱环节提供参考(见表).
1。顺畅型国家。沿线国家中顺畅型国家有12个，占比19.5%。从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顺畅型国家的政治互信与合作机制排名和总排名相契合，而政治环境保障度的排名与总排名相差较大。但也有国家在某一项分指标的排名上存在特殊现象。
2。良好型国家。参评国家中良好型国家有14个，占比22.22%。良好型国家一般总体排名较高，而分指标排名则不同。
3。潜力型国家。沿线国家中良好型国家有31个，占比49.21%。在沿线国家中，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国家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各个部分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政治互信的排名与总排名比较相符，而政治环境和合作机制排名差异比较明显。
4。薄弱型国家。沿线国家中良好型国家有6个，占比9.52%。在沿线国家中数量最少，以中东国家为主，各分指标排名也都比较落后。所以，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对这些国家应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确保“一带一路”实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分指标聚类分析
本指标体系根据三个分指标排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分成以下4类。
第一类为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排名都很靠前，但是政治环境很靠后；第二类为三个指标排名比较均衡，且排名比较靠前；第三类为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排名都很靠后，但是政治环境良好；第四类为三项指标得分都很靠后，整体政策沟通不畅。
根据每一类国家的特点，我们在推行“一带一路”时应该有不同侧重点：对于第一类国家，应该将这些国家作为重要的发展对象，但在实施过程中应该确保安全性和有限性，避免较大风险的产生；对于第二类国家，应该将其作为重要的突破对象，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突出，可以加大合作的力度，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对于第三类国家，应该增强双边的政治互信，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同时完善合作机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对于第四类国家，在推行“一带一路”时，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加强双方在各个层面的沟通，不勉强实施相关项目，抓住时机，稳步推进。
政策建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务必警惕外部安全风险。首先，在原则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须“稳中求进”，务必坚持“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周边外交与中国沿边沿海发展；二是统筹国内东西部发展与地缘上的东西两条线、两个方向；三是统筹陆海，既要倚陆向海，又要依海拓陆；四是统筹促进中国经济与人员“走出去”和强化海外利益安全防范与保障；五是统筹中央统一指挥与重点发挥沿边、沿海省份积极性，防止一哄而上，在相关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
其次，在外交上，突出重点对象，广结善缘。其中：“一带”要注重多与俄罗斯协调，积极增信释疑，促进共同复兴，争取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对接”，防止西方挑拨离间与分化中俄关系。与此同时，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盟等加大沟通；“一路”要注重多与东盟尤其是对华友善国家沟通，同时与印度、巴基斯坦、海合会、阿盟、非盟等加大交流。
再次，在安全上，系统扎实推进中国海外利益安保能力建设，包括：一是对“走出去”进行分类规划指导与服务，如贸易投资经商、留学、旅游、劳务输出与工程承包等。二是强化相关信息搜集工作，针对重点国家与高危地区开展风险评估预警。三是加快自身实力与能力建设，为“走出去”保驾护航。加大航海、航空、航天、网络等军民两用高技术研发投入，加快海外安全力量布建，在海外补给基地问题上自主创新，在敏感海域实现定期巡航与随时待命。四是大力拓展国际合作，包括反恐、情报共享、联合搜救演习等。
(作者：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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