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不是自利主义。如果这次经济危机能带来什么好处的话,这个澄清也许算得上一个。
阿兰格林斯潘近来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的讲话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明证。
“我错误地认为,组织的自利,具体来说尤其是银行和其它组织的自利,足以让它们能够最好地保护它们自己的股东和它们在公司的利益。”带着那副极具标志意义的眼镜,82岁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这样描述自己的错误,这一天是美国东部时间2008年10月23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追问,坐在对面同样带着眼镜年龄比格林斯潘小13岁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瓦克斯曼用陈述的语气接着美联储前主席的话说：“换言之,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不正确,行不通了。”
“完全如此,的确如此。”格林斯潘诚恳和平静地回答,诚恳而平静地都有点让人觉得他们谈论的内容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你知道,那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所在,因为40多年来,我都是这么过来的,相当可观的证据表明那非常行得通。”
格林斯潘的承认错误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包括过去批评他的人,比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这位《纽约时报》最著名的专栏作家至少早在2005年8月就撰文论及格林斯潘的政策跟房产泡沫有关的问题。
像格林斯潘这样被很多人视为大人物又年过八旬的前美国中央银行行长能够如此高调地承认错误,的确是罕见难得的事情,这也的确说明了,在真理面前,人是平等的,不分什么高低贵贱。
而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格林斯潘在晚年遇上的这个震惊本身值得关注美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人留心,因为这涉及的已不是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就像这场发生在两位阅历丰富的老先生之间的对话所显示的,这是在“世界观”、“意识形态”这样根本的立场方面出了问题。
简单说来,这场“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危机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对“自由”、“自由主义”的误解所致。这中间的误解颇多,在格林斯潘的情况中,自由被简化成了自利,自由主义也就变成了自利主义。如同格林斯潘一贯认为的那样,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只有自己才是知道如何对自己好的人,社会应该鼓励这种自利行为,社会特别是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人的干预。
评论格林斯潘的人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谈及美籍俄裔女作家艾茵·兰德对他的深远影响。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长大的兰德自从21岁移民美国后,一向致力于推广这种自利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直到1982年逝世。格林斯潘年轻时曾经为兰德发起的运动撰写文章,比如在1963年的《客观主义者通讯》月刊中,格林斯潘指出“每位商人都会出于自利去赢得诚实交易和保质保量的名声”,而那种认为商人“会试图出售不安全食品和药品、虚假证券以及豆腐渣建筑”的说法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谬见。
对抗历来强盛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兰德的个体主义和自利主义不失为一种恢复个体价值的努力。的确,人会出于自利而去赢得好名声,而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这人自己去判断什么对自己是好的。然而同样显然的是,人们往往不知什么是好,有可能暂时好的不见得长久就好,本来出于自利的行为也有可能证明是伤害了自己。
而具体到经济行为,自利主义体现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致富原则,个体和组织的自利行为是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动力,虽然这不是自利本身所主观预想的。按照斯密的原话就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人们首先爱他人,而是要爱自己,我们不要对别人说：你要满足我的需要；而要说：这样做是对对你有利的。”然而问题依旧是,自利本身却不能一定保证商人不会出售低劣甚至是有害的产品,因为即使自利是一种天性,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利却不是因为有了自利的天性就能实现的。
斯密指出了普遍被人忽视的自利行为给社会致富带来的好处,但并不意味着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就认为只要鼓励人们自利就行了,他同样关心人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利。他在那本同样重要的著述《道德情操论》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关心别人也是人的天性,就像书的开篇所说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因此,无论自利的重要性有多大,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利都是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单单指出自利是人的天性远不足以使得人们实现真正的自由。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根本。而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的发展其实早就不是兰德和格林斯潘眼中的世界所能涵盖的了。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是自美国建立之初就有人在做的事情,而通过自由教育培养一代代的人做出有利于实现自由的正确判断逐渐成为一部分美国人士的共识。
以推行自由教育著称的芝加哥大学在1949年出版了由学校老师为本科学生选编的文丛读物《人民须作判断》,它的开篇文字正体现了一种比简单的自利主义深沉得多的实现自由的精神：“本书表达一所美国学院对自由教育之于美国民主的助益所报有的坚定信念。若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那么它的公民必是自由的才行。公民要想自由,那么他们须得为自己作判断才行。公民要想判断得好,他们必要知对错才行。也许,公民乃生而自由的,但,他们却并非生而知对错的。因此,自由教育之于民主在于让自由人知对错。”
三位石匠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对此精神的紧迫性做出最好诠释的也许要算哈佛大学校长在纪念哈佛商学院100周年活动上的演讲了。
那是格林斯潘承认错误的前一周,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10月14日讲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
“一个人遇上三位石匠,问他们都在做什么。第一位回答说：‘我在挣钱糊口。’第二位一边继续敲打着锤子一边说：‘我在做全县石匠中最杰出的工作。’第三位抬头望天,眼中闪烁着充满愿景的光芒,他说：‘我在建一座大教堂。’”福斯特承认,她是在读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彼得·德鲁克的书中碰到这个老故事的,但她坚持认为这依旧值得重述。
福斯特校长认为依旧值得重述这个故事的原因在于,这世上已经有很多第二位石匠,比如哈佛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都是各界的杰出人士,当然第一位石匠会更多,而第三位石匠永远是最缺乏的,在这个危机的年代,就愈发显得稀少和亟需。
在这位哈佛校长的眼中,第二位石匠是自利主义者,这样的人算得上人才,但“只是注目于任务、竞争和技巧,仍然是一种盲目。第二位石匠消耗在个人的抱负当中,缺乏沟通人类、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关联。这位石匠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要建设教堂的社会群体,也就没有石匠的工作要做了。”
“第三位石匠的视野要更加开阔。”哈佛校长重点解释她心目中的榜样,“我想,有意思的是,这个寓言讲的是建大教堂,而不是城堡、火车站或摩天大楼。这当然部分说明了这个故事的古老。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却是富于深意的。作为一种体力活的石匠工作成为了一个极为宏大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工程不仅在于它的物质,更是精神上的。这个目高耸人穹苍,超越了世俗的捆绑,而事实上,也超越了时间,因为大教堂不是几个月或几年建成的,是几个世纪。人一生的工作或许对这个工程只是一个小小的贡献,但这个工程却联结了过去与未来,联结了代代相传的人类,也将人们的努力汇聚到比他们自己都远大得多的标杆当中。”
作为培养商业领袖的重镇,哈佛商学院给自己订立的目标是“造就在世界上影响的领袖”,而这也同样是全球很多商学院号称的使命。但就像懂得如何真正的自利比仅仅强调自利的重要性更加重要一样,造就有什么样影响的领袖比仅仅声称要造就有影响的领袖更为要紧。
长期以来,有些商业领袖的慈善行为常常得到舆论的赞赏,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良好影响。然而这次的经济危机揭示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影响,就是商业领袖做好本职工作其实就是给社会公益带来的一大贡献,如同斯密提醒人们注意的以互惠互利的分工合作及交易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本身给社会带来的益处,而这其中一项重要的本职工作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只是做出有利于眼前收益和名声的自利行为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而一旦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商人——当然还有消费者——的集体短视行为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兰德和她的追随者格林斯潘以及任何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所担心的国家干预就不可避免了这对他们来说算得上一种耻辱。
在哈佛校长福斯特——她之前以研究美国内战历史著称——看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承认,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对此同样负有责任,在她的演讲中,福斯特校长提及了美国上一次陷入类似的深重危机时,哈佛商学院正迎来建院25周年,那时的哈佛商学院院长华莱士·邓姆的演讲题目正是——“商界领导力的失败和大学的责任”。
事后看来所幸的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并没有终结美国继续成长的势头,部分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有哈佛商学院院长这样的领导者勇于担当责任承认错误。如今,哈佛校长和前美联储主席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无论下面要发生什么,这至少在预示着某种好的迹象,至少,美国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得以经历了新的试炼,而且前所未有地表明,自由绝不等同于自利,当然更不是自私或自以为是,如果等同的话,有了自由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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