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花旗银行前董事长兼CEO桑迪·韦尔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金融巨头之一,他雷厉风行、脾气暴躁、雄心勃勃,直到做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帝国,他才有些不情愿地对自己的传奇生涯划上一个句号。
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桑迪·韦尔的个人奋斗史具有白手起家的草根特质,他克服无数艰辛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练就了先人一步的竞争直觉,顺境中通过管理削减成本,危机里通过并购捡便宜,实现了缔造一家伟大公司的理想。事实上,桑迪的职业生涯里有两个阶段的日子过的非常艰难,其中之一便是辞任美国运通总裁后蛰伏的1985年。桑迪如何捱过了这一年?
52岁,带着创业伙伴离开
1985年的夏天,在将自己所创立的希尔森公司以溢价十倍左右的价格出售给美国运通后,52岁的桑迪·韦尔虽升任总裁,但运通的CEO吉姆·鲁宾逊分而治之的管理和与另一名高管郭士纳的权力之争,使他这个总裁形同虚设。痛苦抉择之后,“第一次没有忠于自己”,这一年的6月25日,经过一天一夜的痛苦抉择,他辞去美国运通公司“执委会董事会主席”的职位,凌晨两点钟,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悄然离开自己苦心经营了22年的公司。离开时的感觉,桑迪说他一辈子都不想再去回忆。
50而知天命,52更是个就要退休的年龄,但对桑迪·韦尔而言仅仅是再次开始。每个人都想知道,桑迪·韦尔下一步将做什么?他的回答是真实的,他承认暂时没有具体计划,“可能我会建立另一家公司,不管我下一步做什么,我希望成为一把手,我只是想做自己的事情。”
6月26日的早晨,桑迪一觉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直面其选择,他为自己在美国运通公司遭到的失败感到羞耻,也不愿再卷入公司高层那暗流汹涌的漩涡中去,但他依然渴望通过他那传奇式的管理和交易技巧去实施对一家公司的控制。
第一步:找一个办公室,作为他用以计划重返权力中心的平台:美国运通公司在曼哈顿周围租用或拥有着大量房产,而在桑迪与公司达成的“辞职协议”中有部分条款规定该公司必须从这些房产中为离任的CEO配备办公空间。他对办公室位置的选择就像他做出的许多判断一样——虽是凭着直觉在瞬间做出的,却极具战略眼光。位于派克大街的西格拉姆大楼底层的是四季餐厅,此餐厅有着“权力午宴”的美称,因为金融、时尚、出版和娱乐领域的大亨们经常在中午时分汇集于此,尽管桑迪还没有开始他的创业,但要把这个宾馆当成公司的咖啡厅的话,他就不会排除在圈子之外。他很快就给美国运通公司打了一个电话,要求他们第二天就把他的办公室安顿好,这一要求对美国运通公司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他们巴不得立刻扫除前董事长的所有痕迹。
桑迪并不是一个人在筹划如何东山再起。杰米·戴蒙在他身边鼎力相助,不仅向他提供安慰和鼓励,还提出一些卓识远见。事实上,戴蒙在分析公司资金运营方面甚至比他还要迅速全面。当桑迪·韦尔在美国运通公司的前景黯淡之时,戴蒙就指出他会成为桑迪的受牵连者。作为一个金融业的神童,只要戴蒙一离开美国运通或桑迪,华尔街的任何一家证券公司就会向他敞开大门。但是当桑迪·韦尔与美国运通公司商谈离职事宜时,他告诉戴蒙:“我真心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同时许诺付给他10万美金的年薪。尽管这个数目没有戴蒙在美国运通公司中拿得多, 但也是一笔丰厚的薪水。
戴蒙当场就接受了邀请。他请求桑迪·韦尔放弃支付10万美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笔钱会完全出自他老板的腰包。“我觉得这样不好”他说,“我会跟你一起走,当我们开始走上正轨之后,你只要稍微给我一点就行了。”
与此同时,这两个男人也得到了艾莉森·福尔斯的重要支持。32岁的福尔斯在美国运通和其他公司做过多年法律助理,但她一直渴望进入主流业务,当桑迪在寻求助手的消息在美国运通内部传播开来时,福尔斯前来应征这一职位。尽管当时有谣言说桑迪·韦尔不适合经理职位,以及他臭名昭著的暴躁脾气。在她同桑迪·韦尔的初次会面中,她大胆地对韦尔说,“我听说你像熊一样,为你做事很难。”受到了福尔斯的情绪和自信的影响,韦尔怒吼了一声,他们俩放声大笑,然后就握手达成合作的一致意向。
猎取创业项目
6月27日,一个阴冷的早晨,当搬运工来到韦尔半圆形的办公桌和他钟爱的切斯特菲尔德长的深棕色沙发时,福尔斯和戴蒙则在西格姆大厦等待着。福尔斯希望桑迪离职的第一天能够过得尽可能地一如往常,并且她也知道韦尔到来时想要的两样东西:咖啡和股价信息。首先,她确信Quetron股市报价终端已经安装在他的桌子上和沙发旁边;然后按照她所了解的韦尔喜欢的方式冲好咖啡。
韦尔看到Quetron终端机在闪烁信号时就感到十分兴奋,立刻开始检查股票价格,这是他早期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所养成的习惯。他也很高兴看到福尔斯已经打开卢赛特盒子,里面装着标志每一次成功收购的广告缩印版,这些证明了他进入美国运通公司之前的事业成就。
韦尔一整天都在接电话的间隙与戴蒙讨论创业的可能性。金融服务产业是他的优势所在,他和戴蒙探讨了几十种想法。戴蒙建议他们建立一家小型商业银行,提供财务信息,货币管理服务,并帮助客户贷款。但桑迪对商业银行,或者被动地在别人的公司做投资者却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真正想要做的是经营一家他自己的公司,一家能够提供大产业成长平台的公司。夏天一天天的过去,韦尔和戴蒙几乎天天干同样的事情,两个人都来查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几乎每一种重要商业杂志。
在接连失手了小经纪公司赫兹菲德·斯特思,和大公司ET赫顿集团后,桑迪·韦尔又发现了一个新目标——美洲银行。相对美国运通这只金融界的雄狮来说,美洲银行这只掉队的羚羊更适合韦尔的胃口。他直截了当地写信告诉美洲银行的执行总裁山姆·阿姆科斯特,说他十分乐意接管他的位子。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美洲银行的董事会对由桑迪·韦尔接任总裁一事意见不一,使得他眼巴巴地望着这只到手的羚羊又从枪口溜掉。
如果说美洲银行的失手,对韦尔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1986年5月期的《财富》杂志发表了文章《不可多得的管理者:桑迪·韦尔》,该文把韦尔的管理才干展露得淋漓尽致。而商业信贷公司的两位财政主管读到这篇文章时,如获至宝。他们甚至没来得及与上司商量就迫不及待地去登门拜访桑迪·韦尔。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服桑迪·韦尔将商业信贷公司从数据控制公司手中买下来。韦尔知道数据控制公司的老板早有意卖掉商业信贷公司,当他还在美国运通任职时,美国运通和数据控制两大公司的决策层曾就此事进行过磋商,但因美国运通的董事会在商业信贷公司转让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两方没能达成最终协议。
1986年11月,数据控制公司在股市公开交易中抛售了82%的商业信贷公司的股票,这无疑等于是在给岌岌可危的商业信贷公司雪上加霜。不久商业信贷公司的单股价由20.5美元暴跌至5美元。两位财政主管不愿意坐以待毙,惟一的希望就是向桑迪·韦尔表明事情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糟。他们解释说,导致商业信贷公司每况愈下的原因并不是商业信贷公司本身不具备发展潜质,而是因为数据控制公司在金融服务业的节节败退中封杀了商业信贷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通道,而情急之下,商业信贷公司只得在以色列和拉丁美洲盲目地遍地撒网,结果不但没能挽回败局,反而增加了许多呆帐。韦尔静静地聆听着两位来访者的每一句话,也许当初在他萌生吞并美洲银行的狂妄念头时,他就应该先静下心来对自己的行为作一番冷静思考。这一次桑迪·韦尔显然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他花了10个月时间耐心地对商业信贷公司的市场资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做了全方位调查。透过扑朔迷离的尘雾,他看到的是一颗鲜为人知的高能内核,它的能量足以震撼整个金融服务业。
不久,桑迪·韦尔与数据控制公司达成转让协议。他个人投资700万美元购买了商业信贷公司的股票,并成为商业信贷公司总裁办公室的新主人。年仅30岁的戴蒙成为商业信贷公司的首席财政主管。当戴蒙将42.5万美元的积蓄交给韦尔时,他说:“桑迪,这次我可是倾家荡产了。”
升级商业信贷公司
桑迪一上任,商业信贷公司立刻开始学习桑迪的管理:近乎严酷地、不顾一切地、专注于成本控制。1987年,该公司的营业额上升至11亿美元,纯利润达4600万美元。在金融服务界,这种战果并不算惊人,但戴蒙乐观表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它不但使我们看到了生存的希望,也为我们今后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
业务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各种诱惑与挑战让韦尔感到既兴奋又有些惶恐不安。他终于体会到了他毕生追求的那种成就霸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必须把握好这次难得机遇。先是戴蒙被派往商业信贷公司的总部巴尔的摩,紧接着韦尔和他来自纽约的管理队伍也搬进了巴尔的摩的商业信贷公司总部大楼。每周五天他都与部下同吃同住,共商制胜策略。在他的督促下,整个公司如同换了引擎的列车一样开始提速前进。为了集中资金投入更有利可图的行业,韦尔终止了在以色列的信贷业务,不久拉丁美洲的贷款项目也从公司的发展计划中被删除。这样,韦尔再也不必为那些盘根错节的呆账提心吊胆。
1986年,当商业信贷公司在国内站稳脚根后,韦尔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他用15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杰拉尔德·特赛集团属下的普瑞玛瑞卡公司。然而,最让桑迪·韦尔引以为豪的,是他从杰拉尔德·特赛集团手中买下了史密斯·巴尼股票代理公司。尽管当年他正是因为经营股票代理不善而被美国运通扫地出门的,但多年来韦尔对股票代理一直情有独钟。
1990年,桑迪把希尔森从美国运通手里赎回来。在他看来,把自己创办的公司卖给别人是一种耻辱。1993年,桑迪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希尔森与史密斯·巴尼股票代理公司的合并。希尔森的重新加盟使史密斯·巴尼如虎添翼。通常情况下,史密斯·巴尼股票代理公司的年平均利润可达1.5亿至2亿美元。有了希尔森的协助,史密斯·巴尼股票代理公司的年利润突破了10亿美元。1993年1月,运通宣布亏损1亿多美元。桑迪在自传《The Real Deal》中坦白:“我通常并不会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但我承认这一次我感到了复仇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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