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对经济调控的主要途径
地方税收通过政策取向和倾斜,开征或停征某些税种,以及减、免税等手段,从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具体表现在：
1.影响投资。一是可以影响外部投资。按照市场规则,投资者之所以要扩大投资是受利润的驱动。而税收直接构成了价格的组成部分,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税率高低、税收优惠与否以及优惠程度大小将直接影响可支配的利润的多少量出为入,税收计划脱离经济发展存量。依法治税和完成税收任务,仍存在很大的矛盾。依法治税要求税务机关依照税收法规行使征管职能,而税收计划则要求税务机关征税按计划形式,一旦税收计划和实际不相符,两者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这时,往往强调完成任务就是优先于优化环境,忽视税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地方政府和企业把减税免税当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导致各地纷纷出台“土政策”,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税务机关服务经济发展观念不强。目前,税务机关普遍以为收税是税务部门的天职,优质服务则只注重在服务态度、服务效率上,很少想到长远发展。四是企业用税意识不够。不少企业缺少税收成本意识,总是想方设法去偷逃税,而对选择什么项目投产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很少筹划,以至该享受的优惠政策未能享受到位。
2.税制缺陷。税制结构不合理,调控功能弱化。1994年税制改革后,所得税和流转税被列为主体税种,但事实上所得税的主体税种地位并没有得到体现。目前,我国所得税比重不足20%,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4%平均水平,而且比一般发展中国家34%的平均水平低15%,所得税的总量调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使内资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环境。而且内资企业又按行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致使企业所得税很难规划统一,优惠政策很难一步到位。增值税税制加重了高新技术成本。现行增值税计税时未充分考虑科学产品构成特点：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无形资产在新产品中比重上升,甚至往往大于有形资产投入。国企改革后,中央、省属企业的“三产”和“劳服”从大厂中脱离出来后,财务列支困难,制约了地方经济成分的发展。中央、省属企业的工资、资金及津贴等都可以按行业或直属部门的标准列支进入成本,而其属于地方经济成分的第三产业、劳服企业及一些高新技术的下属分厂的奖金、津贴不能进入成本,造成财务列支难、审批难,其从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3.环境制约。地域资源障碍。地区的地域经济状况、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湖南既不是东部,又不是西部,天然资源也不丰富,严重地制约其发展。发展环境障碍。地方收费部分太多,既影响了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又严重削弱了税收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征纳环境障碍。尽管我国依法治税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仍存在以权代法、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的现象。扰乱了正常税收秩序,削弱了税收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
4.认识误区。运用税收职能促进经济发展,目前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很多企业认为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就是破坏经济环境。一些单位应有的税收不到位,推脱,要我们发展税收必须让步,并以此拒绝接受检查,个别个体户甚至以促进发展,以下岗职工名义公然抗税；二是部门协调不到位,优化经济发展是一个浩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全力配合,它涉及到政府、工商、银行、法院、公安、文化、环卫、物价、审计等行政机关和所有收费部门,收费的多少直接影响其单位资金周转和福利,费挤税现象依然严重,而且收费部门都有自己法规或上级的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要这些部门牺牲其既得利益来优化环境等于与虎谋皮；三是社会参与积极性低。企业和纳税人都认为发展经济是政府机关、税务部门的事,与他们无关,很多纳税人对税收政策不了解,问及原因,则说税务机关宣传不到位,甚至说税务机关应该把所有税收政策公布到墙上。其实很多的税收法规已经颁布了很久,政府也通过网络、杂志、宣传手册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宣传,但纳税人就是缺乏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学习。
三、加强税收对经济调控的对策
1.从税收制度的角度来考虑,要完善地方税体系。
要尽快完善地方税收基本制度,提高地方税收的法律地位,为税收调控地方经济提供法律保障。一是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要把国家所有法律法规中涉税问题涵盖进去,凡是有冲突的地方要尽快予以协调,从而形成中国税收领域中的根本大法,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实现。二是单独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税种征收管法》,为税收调控经济提供法律依据。三是加快地方税种的立法工作步伐。目前,除所得税类是通过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立法外,其余各地方税种都停留在暂行条例阶段,其法律地位和刚性明显不强,从而影响税收调控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要尽快立法,使之上升为法律。
要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突出所得税主体税种地位,发挥其调控地方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税制结构优化的关键要实现两个转变：由过度依赖流转税收和个人税收并重转变。因此,要适当降低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在税收和个人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强化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使地方税制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加大个人所得税征范围,简化税率,改目前分类所得税制为分类与综合所得税税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并实行累计扣除法；深入推行储蓄存款实名制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对稳定收入、偷逃税款的加大处罚力度,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应有的收入调控功能。完善分税制度。一是进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权,划清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划分税种。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政范围。在合理划分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合理划分财权。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项目,属中央事权范围内的由中央财政支出,属地方事权范围内的由地方财政负担。二是合理划分税权,加强区域经济调节。三是调整税费关系,规范政府收入,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税收调控经济的力度。税和费的关系要尽快理顺,可按照“调整、取缔、规范、税收”的原则逐步推进,走“只有税收,没有收费”的财政收支平衡之路。
要提高税收收入尤其是地税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全国地税收入/GDP比重很低,只有2%多一点,地税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偏低,说明地方税收调控国民经济的力量很弱,其比重不提高,调控力度也就难以提高。
优化减税效应。从税收负担的角度看,税收优惠可划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两种方式。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激励方式往往偏重乃至局限于税率式优惠方式和税额减免,而较少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与举措。
2.从税收发展角度考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转变税收观念。事权、财权、税权要统一,用税权保财权,用财权保事权。地方政府要保证事权履行到位,就必须要有财权做保证；而财权的大小,又取决于税权的大小。所以,地方政府在工作决策中时,必须注意研究税收来源、税收管理、税收体制和税款使用,克服以支出定收入的观念。
税收行为要法治,坚持严征管、重处罚的治税思路,提高依法治税水平。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各项制度,堵塞税收漏洞；另一方面更需要提高依法治税的水平,实行严征管、重处罚,坚决打击偷、骗、抗税行为。
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各项政府及地税部门应该结合区域特点,充分利用国家政策,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在国企改革中,政府对企业要控股,以留住税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大中型企业和涉外企业,要采取不同形式控股,掌握税收的主控权,已便得到应有的税收回报。
税源要统筹兼顾,重点是培植本级税源,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按照分税制原理,全国上下左右一盘棋,发展税源要多方兼顾,但作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还是发展本级税源。
3.强化宣传提高公民税收意识。加强对社会和公民的税收宣传工作。注重法制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充分借助各种文字载体和各种媒体,多层次、多渠道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税收宣传活动。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开展经常性的税法宣传教育。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传媒,动员方方面面积极参与,增强税收法规宣传和依法治税的覆盖面与渗透力,表彰纳税模范单位和个人,抓正反两个方面典型,重点打击各类偷逃抗税行为,为确定全民为国聚财、依法纳税的共同思想基础。
4.政府及各级、各部门正确处理好经济和税收关系。
各级政府要正确处理经济和税收的关系。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增长应与经济发展同步,因而税收计划的下达要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相一致。在今后的工作,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正确下达税收计划。
各级政府要杜绝和减少对税收的行政干预。个别地方依然存在行政干预执法现象,如擅自出台减免税政策,对税收入库级次行政干预等,这样不利于严格执法,不利于依法治税。
5.认真查处有悖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对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收取“人情税”、“关系税”、“态度税”现象；对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甚至向企业“索、拿、卡、要、报”行为；对拖欠纳税户费用,搭车收费；对执法程序不当,执法手续不全,工作不规范；对服务意识差,服务不主动,解答问题不负责等有悖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并及时做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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