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分配不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不外乎三大类:房地产商,以煤老板为代表的矿老板,资本市场的投机者。这些人最富有的地位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考证,看看各种富人排行榜、“炒楼团”、顶级奢侈品的消费群体就很清楚了。但是,他们是为中国社会发展创造最大价值的人群吗?显然不是。那些真正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群,比如科技精英、工商业精英、学术精英以及政府中的精英,收入远远赶不上那些最富有的人群。
官员腐败对党和国家带来的破坏性也毋庸赘言,近年来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背后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其中分配机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些承担着一个地区或部门重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其所需要的综合素质、能力以及需要投入的精力,一定远大于那些富人群体,但是他们的收入往往赶不上一个大公司的普通白领,加上他们手中又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力和资源,抵制不住金钱诱惑的官员出现寻租现象,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造成这两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分配问题。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认为,中央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载体和通道。
现在中央企业正在推行董事会试点改革,希望通过规范董事会的建立和外部董事的派驻来完善战略决策、规避风险,限制过去“一把手”不受制衡的局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考评制度,将党员干部和学术科技专家中真正做出重要贡献、素质能力都很强的精英选入董事会,并给予一定的待遇,由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精英的加入,也会为央企的健康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模式可以先行试点,逐步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如果效果明显,以后也可以在各级地方的国有企业中推行,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一定程度地解决分配不公,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
以上所述侧重于精英人群的分配问题。其实央企的发展,对于普通百姓的福利也是一个好的载体。这方面已有实际的例子,比如石油电力企业的发展,让中国百姓可以使用世界上较低廉的油、电。对于那些忙于春耕的农民朋友,油价、电价的便宜实际上也是一种分配的补偿。中央企业可以贡献的空间还有很多。一方面,通过央企的发展可以让一些基础资源产品、生活必需品更廉价;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整合、企业并购,控制更多的资源,增加盈利能力,并按一定比例上缴更多的红利。这些红利的一部分可以以法定的形式用来做各种改善民生的工作,从而间接调节收入,达到改善百姓福利的目的。试想,如果中国的煤炭行业由央企整体规划开发,那么那些煤老板的暴利及他们低水平开发造成的浪费及安全隐患,就可能得到较好的控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个体企业从央企获得超额利润的成本会远远大于与政府机构的交易支出。可以肯定地说,央企这些年的改革发展,制度不断完善,高管层寻租机会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竞争优势越来越大,动了一些利益者的“奶酪”,以至于唱衰央企的声音不绝于耳。
央企的这种载体作用以及进一步加大央企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应当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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