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选择外包的原因
外包是指企业将过去自我从事的工作转移给外部供应商。但是并不是企业所有将产品或服务从内部转向外部的行为都属于外包,比如企业出售自己的部门。外包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企业通过整合利用其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将一些传统上由企业内部人员负责的非核心业务以外加工的方式外包给专业、高效的供应商,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
企业外包的原因可以从多个理论角度来阐释,本文主要从要素禀赋理论和价值链理论角度来看企业的外包：
１． 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是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每个国家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从事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如果两国生产要素存量的比例不同,即使两个国家相同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完全一样,也会产生生产成本的差异从而发生贸易关系。要素禀赋理论所分析的是产品,服务也同样适用这一理论。
在实务中,要素禀赋理论的应用可以从印度、中国的承接外包来看。印度、中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明显地过剩,劳动与资本存量的比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劳动的价格就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服务的成本低导致可以提供服务型产品的价格低。因此,发达国家纷纷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外包的趋势,从最初的制造业外包到目前流行的服务外包都是由于这一原因造成的。
２． 价值链理论。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价值链来进行描述,即价值链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阶段。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企业价值链的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环节才是企业价值链的增值战略环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导致社会分工更为细化,使价值链的增值环节越来越多,结构也更为复杂。一种产品或服务所形成的价值链过程已很少能由一个企业来完成,除非企业具有非常充分的资金和十分全面的能力。
因此,企业的原有价值链就开始分解,一些新的企业加入了价值链,并在其中某个环节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表现为在该环节上具有成熟、精湛的技术和较低的成本。他们的进入会使一些不具备优势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价值环节,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若干环节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价值链创造增量受益最大的环节,培育并增强其竞争能力,重新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随着价值链的不断分解,一方面使企业集中资源专注于某些战略增值环节,同时也使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增值环节。这就为企业将某些价值环节进行外包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于是导致了外包的产生。不同的企业只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上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通过价值链的优势环节上展开合作,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二、中国企业要在全球的价值链外包体系中准确定位
在外包过程中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原有价值链都会发生变动,外包是用承包商的价值活动来替代供应商原有的价值活动从而形成了价值链上的“嵌入式”结构。这就造成了外包过程的价值链分解及重构。价值链的分解使得某些企业不得不放弃某些价值环节,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若干环节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价值链创造增量收益最大的环节中培育其核心竞争力,确认自己的优势地位。企业要在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准确地寻找自身的定位,以使企业在外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取自己的竞争优势。在重构企业价值链时,我国企业要根据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定位来制定战略框架。企业的定位是企业在战略性投资上的考虑,必须结合自己的专业化优势,考虑自己从产业链的哪个环节入手。
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关系通过“微笑曲线”理论来表示：“微笑曲线”将产业价值链依据附加值的不同加以区分。根据曲线的划分,外包包括“脑袋”外包和“躯体”外包,但是一些业务比如ＤＭＳ、ＥＭＳ将脑与体结合起来,这些业务称之为“脑体”业务。因此外包还包括“脑体”外包。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外包模式的承包商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承包商在价值链中的层次渐次升高。脑体外包注重承包商的技术水平、完善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等,而躯体外包则更多地注重承包商的成本优势、制造的效率等。因此,全球价值链外包分析的核心理念,是企业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原理选择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以培育核心竞争优势,并向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对于我国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积极的承接制造业外包业务,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甚至被称为“世界制造中心”,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本身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层,是属于“躯体”部分且其附加值非常低,因此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外包的体系中是处于底端层次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经历了大量转移制造业后,现在又开始将其非核心的服务职能向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体系中的较高层,且其附加值非常高。而企业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属于无烟工业没有污染资源消耗少,并可以安置大量就业人口。根据ＩＢＭ的调查数据显示：来料加工的国内增值部分,只占总规模的２－３％,最高不会超过５％,而目前国际服务外包中最大的软件与ＩＴ外包产业的国内值几乎是１００％。因此我国企业要在保持制造业体系中的优势的同时,积极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从主要的“躯体”外包转移到“脑体”外包或“脑袋”外包为主的模式中,提高我国在外包体系中的附加值,提升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我国企业的定位是立足于目前我国外包承接的现状,短期目标是提高我国在外包体系中的附加值,最终的目标是提升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新的定位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我国具备长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在承接制造业外包业务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而承接附加值较高的“脑体”外包或“脑袋”外包则可以对我国产生诸多积极影响。
１． “脑体”或“脑袋”之类的服务性质的外包可以为我国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潜在的服务外包将给承接外包的国家创造高达１４００万个就业岗位。
２． “脑体”或“脑袋”外包还可以提高承接方国家企业的工业化水平。服务业以其渗透性、深度产业关联度以及创新性的优势,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历程看,制造业的发展和高级化必须伴随着服务业的现代化。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国际水平的生产服务体系,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支撑和刺激作用,它不仅推进高新科技与传统制造业的渗透和融合,影响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且能增加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并最终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
３． “脑体”或“脑袋”外包可以促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服务业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服务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活动,对一国的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竞争力提高和贸易促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服务性质外包的发展可以有效的缓解当今社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４． “脑体”或“脑袋”外包在给企业带来众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这类服务性质的外包可能导致承包方国家技术层面水平的提升而对于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没有帮助。承包方国家就应该在发展“脑体”或“脑袋”外包之初慎重考虑如何协调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大力发展服务类外包之间的关系,并且“脑体”或“脑袋”外包可能拉大发包国家与受包国家的贫富差距,这也是需要充分考虑和避免的。
四、我国企业实现外包定位的策略
１． 人力资源方面,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直接与承接外包的能力相关。而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现状是人力资本水平低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低并存。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水平,并且教育机构提供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严重的错位。以软件外包人才为例：一方面,能够掌握软件工程方法和先进的软件体系构架技术,既能从事系统分析设计,又能编码和测试的中高级软件人才仍然十分紧缺；另一方面,符合从事服务外包“蓝领”“、灰领”工作的专业人员也相对不足。因此我国人才培养的专业性、标准化、实用性至关重要。目前而言,调整人才培养理念、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 政府方面,要从战略的角度认识外包对我国的重要性,把握和利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的转移契机,从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对策,加快部署发展我国知识型服务产业。而且政府要及时地制定促进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政策和策略。欧美企业在选择软件外包地点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主要是高素质的服务人才,具有战略高度的方案集成和核心外包的服务能力,同时还有语言、文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都还与竞争对手存在着不少的差距。而且外包国际市场上呈现出的竞争态势是国家层面竞争与企业级别竞争的交叉并行,因此,对于我国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外包出口产业来说,更需要国家政府的推动和大力支持。
３． 企业方面,建立生产规模和专业化优势是承包商的主要任务。２００３年,中国外包及软件出口业务总额仅为全球总量的１％,对日外包仅占到日本发包总额的２％。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中国接包企业生产规模小,专业化优势不明显。因此中国的承包商应通过合并、联盟等方式,加强自身实力的建设,通过准确的定位和各种营销手段,争取尽快成为国际外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强势企业。并且企业要重视与国际服务外包商的合作关系,国际服务外包的一个特点是,发包商和承包商的合作是建立在长期合同的基础上,这种合作形式要求双方有更多的信息交流、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关系,保持长期稳定性特点。国际服务外包的合作实际上是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通过外包服务实现双赢。因此,我国企业在引进和与国际服务外包提供商的合作中应特别注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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