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决定在2020年前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可与纽约、伦敦和香港等地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在10年前制定的类似宏伟目标,如今大多没有实现。但这次,这座城市的抱负变得更加务实。官员们承认,上海资本市场与香港存在着巨大差距。他们尤其认识到了招募有能力的专业人才的必要性。
上海在金融人才方面落后于香港,但可以说,这方面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要建设成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因素是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群体。毕竟,资本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正是在这个方面,上海有许多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在香港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前,它曾长期充当企业家精神的孵化器——特别是“孵化”了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品种”。
以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为例。李嘉诚出生于一个地位卑微的教师家庭,他是从制作并销售塑料花开始创业的。李嘉诚绝非个例。1949年离开上海的那群实业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纺织业重镇,独力支撑起香港那一时期的奇迹般增长。其他香港企业家随后分别涉足机械、电子和专业服务等新兴行业。
香港本地企业家能在1950—1997年取得成功,其意义尤为重要,因为香港那段时期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1950年,怡和集团等大型英国商行在香港工商界占据主导地位。到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本地企业家的人数就已多于具有殖民者身份的企业家,而到80年代末,这一人数差距已被拉得很大。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香港企业家是在英国体制下兴旺发达的,因为该体制公正、无倾向性、政府的干预最少。
把香港与上海作一比较。对上海给予本地企业家的待遇,该市市委书记俞正声或许给出了最有见地的批评。2007年10月,俞正声表示：“自去年6月以来,有7000余家民营企业撤离上海。在这些浙江企业家中,有许多人都将其总部迁往杭州和香港。我们需要调整政策。”
俞正声此前曾获悉,中国一位最具活力的企业家马云最初曾在上海创业,但因毗邻的浙江省商业环境更为友好,而将企业迁往那里。
系统化的数据对俞正声的看法形成了支持。美国西北大学的钱怡与我一起,对记录中国企业情况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就衡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而言,上海本地民营企业不仅落后于浙江和广东等企业家数量最多的省份,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本地民营企业往往成长更为缓慢,营收更低,拥有的专利数量更少。
问题的根源在于,上海的体制极其偏向于某些企业,而歧视其它企业。它对跨国公司大献殷勤,却刻意冷落本地的中小企业。
上海的目标是把自己迅速建设成为一座高科技城市,但这是建立在“大企业是技术与创新之源”这一错误观念上的。大企业厌恶风险,正是中小企业的活力才促使大企业奋发向上——有时是通过击垮最无生机的企业,有时是通过迫使大企业收购中小企业,以便升级其自身技术。
上海若想在现实中赶上香港,就要想出如何才能培养出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为了培养企业家精神,上海需要回到一些基本原则上：减少政府干预,在发放执照、融资和监管待遇方面消除对企业的歧视,然后努力提高监管质量,抑制腐败并增加透明度。
如果中国重复过去通过限制本国企业家上市选择来扶持上交所的错误做法,那对上海和香港将是一个巨大打击——实际上,对中国自身也是如此。限制与港交所的竞争——正如上海在限制国内企业家与外国企业家竞争的能力时所做的那样——只会阻碍上海宏伟蓝图的实现。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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