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银行业如何抓住机遇，在服务国内实体经济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与国际同业的竞争中自我完善，不断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
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曲折过程
早在1917年，中国银行便在香港设立了分行，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内地以外布局经营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并由此拉开我国银行业海外发展的序幕。但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脚步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去”步伐才逐渐恢复并不断加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门重新对外开启，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重点行业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进出口等对外贸易往来大幅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当时专营外汇的国家专业银行――中国银行迈出了设立境外机构的第一步。1979年，中国银行在卢森堡设立分行，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银行业在境外设立的第一家营业性机构。
然而，在当时的银行体制下，由于几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分工各自不同，因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的国际化重点是在境内建立国际业务部，主要从事外汇业务并与境外银行建立代理关系，而不是进一步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银行才在那个时期的中资银行中独领风骚，先后在美国纽约(1981年)、法国巴黎(1981年)、开曼群岛(1982年)、澳大利亚悉尼(1985年)、日本东京(1986年)、我国澳门(1987年)和德国法兰克福(1989年)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海外开疆拓土的“急先锋”。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以后，随着改革转轨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银行业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管理能力、人才储备、经营手段等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一是海外分支机构及网点数量快速增加。根据各家银行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进行加总统计，大型商业银行至少已在海外设立一级分支机构110家，中小商业银行(包括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至少已在海外设立一级分支机构17家，政策性银行至少已在海外设立一级分支机构7家，覆盖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42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海外分支机构业务类型和品种不断丰富。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衍生的巨大跨境金融服务需求，中国银行业积极拓宽业务领域，努力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截至目前，海外中资银行的主要业务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境外贷款、境外债券投资、境外证券投资、流动性资产管理、离岸银行业务、QDII业务等，还广泛涉及其他各类新型业务，比如财务顾问和全球现金管理服务，以及保险、证券、衍生品等金融服务，为中资企业在境外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三是并购成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资银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境外收购模式，既有国家开发银行投资巴克莱银行式的财务投资，也有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式的以业务多元化为导向的控股权收购，还有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目的在于突破市场准入障碍，获取被收购方第一大股东地位。这些收购不仅规模庞大，视野广阔，目标市场也从我国港澳地区以及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周边地区向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的英美等地区扩展，中资银行参与全球竞争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增强。
四是员工素质和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多年以来，中资银行一大批外派员工通过境外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逐步形成一支储备充足、综合素质良好的境外员工队伍，并在不同银行、不同部门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结合东道国监管要求，普遍设立了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管理官等，合规工作日益深入业务拓展和经营管理当中。此外，通过国内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协同合作，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和对境外资产的风险管控能力显著提升，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困难
尽管中资银行在探索“走出去”的实践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未来面对的挑战依然严峻，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
一是国别风险有增无减。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各国不断调整政治策略及对华态度，由此导致相关风险。例如，欧美等经济和政治大国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制裁加强，不断向其认为对其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或有潜在关联交易的国家和机构发难；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国家政局动荡不定，政策朝令夕改，民族宗教冲突不断，武装暴力活动频繁，这些因素都给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市场与业务带来了困难。
二是国际监管制度日趋严格。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金融监管，国际监管协议的标准也在不断升级，对跨国经营的监管设限越来越高，监管要求越来越严。
三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并非可在短期之内消弭或融合。不但语言习俗、表达方式存在差异，就是商务惯例、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也迥然不同，“水土不服”问题依然突出，稍有不慎就会跨入“雷区”。
审慎选择“走出去”的道路
积极稳妥扩大“走出去”步伐，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一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必须看到，国内经济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决定了国内金融市场机遇仍然很多，是全球银行业普遍看好的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因此，中资银行应当首先立足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做大做强自身核心主业，避免国际化战略成为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尽管国际化是中资银行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资银行仍应结合自身情况统筹考虑、慎重选择，确保海外扩张规划服从银行整体发展战略。
基于上述认识，中资银行“走出去”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规划，静观海外金融市场发展态势，理性选择潜在并购目标，准确把握最佳出手时机，既要防止机会主义“抄底”思维，也要防止在机会面前犹豫不决、当断不断；远离高杠杆或创新过度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原则，决不“人云亦云”。
二是注重强化风险管控。商业银行“走出去”以后，所处的业务和投资环境相比国内势必更加复杂多变，必须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入研究，科学拟定风险管理目标，明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国别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偏好指标水平。
通过海外机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切实提升对海外经营各类风险的识别、计量和监控能力；通过母行对海外机构各类风险的并表管理，定期或不定期针对各类风险条线加强管理和指导，综合运用统一授信、限额管理、压力测试等多种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动态监测、掌握各类风险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将各类风险敞口有效控制在整个机构的容忍度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还应加强合规管理，努力熟悉当地银行业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加强与当地银行监管当局的充分沟通，避免规模盲目扩张。在此基础上，中资银行还应充分利用在当地经营的信息优势，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市场风险，实现银企发展良性互动。
三是加快文化、人才相互融合。实践早已充分表明，中资银行海外经营是否成功，与能否准确把握当地监管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和客户需求关系紧密。
为此，中资银行应当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努力寻找了解当地风俗习惯、熟悉当地客户要求、掌握当地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避免管理体制、文化传统方面的相互冲突；重视海外本土员工的职业发展与激励，增强归属感、忠诚感、使命感，注意用薪酬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四是强调“苦练内功”。改革开放虽然给中资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相比，我们仍在产品、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必须在竞争中不断揣摩，在合作中虚心学习，不断积累经验，积极加快改革，切实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开展海外并购决不可盲目贪大求洋，一定要有全面深入的考虑，确保收购完成以后的机构“1+1>2”，在客户营销、经营管理、财务指标等诸多方面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双赢。
(责任编辑：DF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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