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大国封闭模型；印度；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0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10－００33-06
一、大国封闭模型：中国无法复制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大规模传统工业化,以至于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现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问题：过早出现了需求不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大等等。大量事实和理论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政策,已不适用于当代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应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道路,作出新的选择。
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按照自然发展的顺序,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以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第二阶段是向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过渡。西方国家之所以能顺利解决工业化的问题,是因为其工业化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它具有各种先发优势。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从外部获得了发展必需的市场、资本、原料、劳动力。并通过向海外大量移民,消除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平稳渡过社会政治动乱。国外廉价劳动力的流入也降低了劳动成本,加快了积累。
在中国,1840年前长期运行在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独特模型——大国封闭模型中,其主要特点一是封闭性。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发展平台。封闭性在经济上表现为两点：首先是发达的传统农业养育了巨大的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达到马尔萨斯均衡。其次是内向性。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支持着传统农业的发展扩散,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交通环境便于内贸但又制约了海外贸易,使得中国工商业只能在压抑的状态下成为传统农业的附庸,而不能成为引导新生产方式的先导。特点二是人口众多支持着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在中国,旧制度的惯性特别大,传统文化的包容力特别强,要使大多数人口接受新制度,将经历更多的失败,矛盾更激烈。特点三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共享经济维护着经济体系的稳定。中国传统的共享经济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收益分成制；另一个是劳动者家庭和家族的共享制。由于传统经济劳动力人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具有极大的伸缩余地,因而具有极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特点四是通过血缘加政治关系维系社会的统一。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人们往来较少,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成员团结的有效力量。而在一个大国,仅靠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统一是很困难的,需要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凝聚力。中国传统经济是以国有经济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经济。
从1840年开始,中国自然经济受外来干涉逐步瓦解,外来的市场机制开始冲击稳定的大国封闭模型,这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与大国封闭模型抵抗贯穿始终。但日本入侵导致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断,它本质反映了国际环境对后发展大国的苛刻,它告诉中国,一个后发展大国不可能走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因为它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本,向国外转移剩余劳动力。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恢复了被破坏的小农经济,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建立了新中国,消除了政治阻碍因素,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回顾历史,正是在大国封闭模型的制约下,中国无法复制西方发展经济的道路,因为如果走传统工业化道路,会遇到诸多障碍：第一是市场壁垒。工业化首先需要的是巨大的工业产品需求市场。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对现代部门的产品需求极其有限,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又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样一来,市场壁垒就迫使要求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退回依靠自己力量的状态。第二是“逆工业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资源向现代工业转移,导致农业萎缩,粮食减产,而人口需要巨大的粮食供给,但世界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满足这样大的需求。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由于市场狭小而下跌,贸易条件的改变又将使资金回流农业,这就是与工业化同时出现的、对工业化的反向运动——“逆工业化”。第三是资本与外汇双缺口。由于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代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第一产业的资源向第二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将出现物质资本的缺口。工业化需要大量相关设备,必须从国外进口,这就需要大量外汇。而中国只能出口创汇能力低的资源性和初级产品,出现了外汇缺口。第四是过剩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当资源从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转移时,将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资本短缺要求加快积累,这就要提高利润,降低工资,这将导致严重的劳资矛盾。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既恶化了就业环境,也造成社会动荡。
二、中国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正面临严峻挑战,如不及时调整前景不容乐观
然而,即便消除了政治阻碍,但由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尤其是对经济结构均衡发展及当代环境和条件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仍基本遵循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即先搞传统工业化,然后实现现代化。但实践依然证明,这种道路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把工业化理解为片面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传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高投入,导致了在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九五”时期,提出了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经济结构有所改善,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改变传统工业化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没有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对既定政策落实得不够好。1979年~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46%,明显偏低,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高达90.54%。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2003年后,伴随着市场的强大需求和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冲动,钢铁、建材、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了20多年来的罕见高增长,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型化趋向越发明显。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这种不顾资源禀赋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倾向,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扬长避短地配置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少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并能创造巨大需求的产业。但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造成了扬短避长,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而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在中国的融资体制下银行坏帐会大量增加,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
二是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存在文化技术水平偏低的不足。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却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国际先进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者受过较好的训练,也更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技人员并不少。但在向重工业倾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却没得到发挥。相反,不少企业安于做简单加工,靠廉价的劳动力、紧缺的资源和资本投入赚钱,甚至做一些表面赚钱的赔本生意。据统计,我国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有。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占60%~90%。
三是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在传统观念重工轻商、把服务业看作“非生产性活动”的思想影响下以及向重工业倾斜政策的实际影响下,中国服务业比重历来偏低。尽管改革开放后有所好转,但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2001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然只有34.1%,不但低于世界各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在近几年的重化工业浪潮中,服务业比重更是持续下降,2004年已降为31.9%,2005年和2006年的比重继续下降。这种产业结构已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
四是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却把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使这些产品紧俏并价格上涨。又比如,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电力消耗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平均值约0.8,但由于近年来大量耗能的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该系数已经提高到“十五”的1.38,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省份仍然缺电。同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浪费严重,使中国本来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加速破坏。近年来全国每年浪费能源近4亿吨标准煤,“十五”能源消费增量超过前20年的总和。在2007年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发改委领导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结构不优化,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走不好,也走不远。
五是增加了解决就业的难度。中国有很严峻的就业压力,除每年城市有1 0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还有1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沉重。然而,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很低的；增加就业主要靠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创造新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少,并且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不高。所以,资源配置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会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可以说,中国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正面临严峻挑战,如不及时调整不仅前景不容乐观,更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
三、印度新型工业化案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发生显著变化。一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及广泛应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0.25%,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则为1.3%。二是依靠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经济服务化的产物,当制造业发展到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要更多地依靠生产服务业来支撑时,便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经济中最具增长力的部门。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十多年前提出的现代制造业“微笑曲线”的理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目前,在世界GDP总量中,服务业产值超过60%,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之间。同时,世界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1/4,服务消费占所有消费的1/2左右。三是信息化的全面推进。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技术业。因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我们,以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到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上来。而且,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新增长模式,在发展中大国也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例子,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坚持不懈发展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效益,其发展的经验不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同时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大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力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新型工业化回顾
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印两国工业化道路的历程十分相似,概括讲：两国工业化初期都仿效了前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很快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双方都曾因过于追求发展重工业,而忽视或轻视了农业、轻工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一度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两国工业化都依靠政府强有力干预,等等。
在这个阶段,印度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5%上升到1991年的25%,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机器设备自给率达90%,自我装备能力显著增强。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给印度经济带来不少问题。一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工矿业投资中重工业占84%,轻工业占16%。农业和轻工业滞后导致粮荒不断,轻工业品短缺。二是国营企业的设备和技术落后,粗放的外延投资,加上吃大锅饭的管理方式和国家统负盈亏,造成近半数国营企业亏损。1951年至1980年的30年中,印度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3.5%。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经济进行了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框架,经济形势很严峻。
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以重点发展软件产业为契机,开始走上一条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重视科技教育、大力振兴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经济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轨道。
印度软件行业的兴起有些意外。1978年,IBM由于无法接受在印度子公司中只能持有不超过40%股权的规定撤离了印度,IBM的离开使印度的1200名员工被迫另谋生路,其中有许多员工成立了小型软件公司,为IBM以前的客户提供软件开发和维护服务,许多较小的硬件公司开始在印度扩大规模,使印度软件程序员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软件开发平台。印度软件业由此兴起。印度政府的其他政策也促使了软件行业的兴起,比如,对硬件实施严格的限制进口政策——政府许可要求、高关税以及获得外汇的控制——刺激了“软件代工”的出现,即印度公司派程序员到客户所在地提供现场服务,这种服务模式使得一些公司和客户建立了紧密联系,对软件行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印度政府正式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从此大力扶持软件行业的发展,并出台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这是印度政府开始重视与大力扶植软件产业的重大转折。这一战略使印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跟上了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1981~1982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首次翻番。这个时期,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出现了电脑普及高潮,印度向美国派出了大量技术人员,一边系统地学习美国的软件技术,一边为当地美国公司提供技术产品和劳动力,增加了印度软件企业在美国发展业务的机会。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公司开始大量雇用印度人才开发应用软件,印度软件外包迅速崛起,开始源源不断向海外出口软件及服务。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历届政府继续坚持以软件产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冷战结束后,美国实行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全球掀起了互联网普及高潮,对网络软件的需求急剧增加,印度又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但继续向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输出软件人才和参与当地发展,还通过三个途径大力发展国内软件业：一是为跨国公司提供特殊的软件定制服务,二是通过合资经营企业在印度开办软件中心,培养国内软件人才,三是直接为西方公司的软件项目提供解决方案,通过网络把国内外的软件服务业务连成整体。从1988年到1991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再翻一番,达1.31亿美元。1996年,印度编制了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旨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印度经济增长转向技术驱动模式,并最终使印度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
印度在促进软件业发展的过程中,采用了任务小组报告制的方法,先由企业或个人向政府提出发展设计,经过鉴定如有价值,便作为政府项目向社会报告公开列为国家新项目,一旦有企业接受该项目,就公开列为持续或进行中的项目；如果已经完成,就列为完成项目,报告结果则供企业界作业务参考。这极大改善了软件发展环境,大到营业额上百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小到个人开发者,在技术发明和项目承接机会方面一律平等,这激发了全民性的软件技术竞争,并促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软件产业也成为该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出口增长最快的产业,从而带动了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分析表明,印度软件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相关系数高达0.98,拥有较高的GDP贡献率,不仅显著高于中国,也明显高于美国。1991~1996年,印度软件业年增长率为53%。1980年其软件出口额仅为400万美元,2000年达到62亿美元,软件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50%。2005年,印度软件及服务出口收入达到234亿美元。
通过发展以软件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印度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显著成就。1991年至2005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6%,同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91~2004年,在GDP占比中,服务业从43.7%上升到51%,农业从30.93%下降至24.4%,工业从25.38%下降至24.6%。更重要的是,印度的新型工业化促进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200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进步显著,在效率和创新因素方面十分突出。
而且,印度提出要在2010年成为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印度政府计划到“十五”计划结束时,科研经费达到GDP的2%；印度要在世界前沿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推进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二代”绿色革命；改善教育设施,培养和留住尖子人才,教育开支要占GDP的6%,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科技水平。
对印度新型工业化的评价
首先,印度新发展模式是知识密集型、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紧跟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趋势,直接在很高的层面上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同时,印度的发展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004年,《环球企业家》刊登以“印度象何以能跳舞？”为标题的文章：“用创新制胜未来,这虽然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陈腔滥调。而印度似乎已经真正搭上了这班快车,它甚至可能成为首个以知识而不是自然资源和简单体力劳动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快速发展并未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注重教育的公平原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做到免费或低费。印度的英语、科技与软件人才多,排在日本、英国等国之前,其知识分子数量之多让世界感到吃惊。
其次,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过渡和升级衔接得很好,使第三产业自始至终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有学者根据有关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对印度三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印度的第三产业无论从时间序列分析还是横截面分析,其产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这说明,第三产业不仅具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
第三,也是最给人以启示的是,印度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打破了没有工业的发展、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的传统规律或认识。印度在发展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大国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走,而应抓住信息时代的机遇,直接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成长相比,印度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还比较滞后,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影响了就业,也容易出现产业断层和两极分化。这种不均衡发展在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避免。事实上,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可以更好地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者可以协调发展。印度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计划。
四、结论
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破除“重化工业阶段无法逾越”的迷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印度的案例给人深刻的启示。当前,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许多有利条件：我们处于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具有后发优势；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已经提出并正在贯彻落实；我们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制造业及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在沿海开放地区也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因此,中国应该也可以实行跨越式发展模式：即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重点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培养人才,引进、开发技术,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通过它迅速增值,并在国际分工系统的高端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积累资本和技术,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依托高新技术积极发展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将经过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输入到服务业,为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找到妥善的出路。这样,我们就可利用后发优势,直接在世界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竞争,而不是永远跟着别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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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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