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经济下滑，而全球贸易持续下降、金融体系流动不畅。社会层面问题更多，反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泛滥，极端派政党势力不断扩大，民众普遍对政府和既得利益者强烈不满；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滑和西方势力煽动、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的“颜色革命”以及各种“之春”影响下，社会动荡、思想混乱，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难怪许多人忧心忡忡，直呼全球化势头已经逆转，全球化时代行将“死亡”。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全球性挑战同样不少。全球化有赢家，也有输家。有资本、市场的都是大赢家，没有资本靠劳动谋生的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大多是输家。许多国家的中产阶级财富缩水、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工作，更不用说是蓝领的工人了。
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如此大变化的时候，人们质疑全球化，希望回归相对发展缓慢却能安居乐业的旧时光，不难理解。这种全球范围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深远和现实的。
二十国集团(G20)在金融危机后设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制定了包括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在内的一系列囊括具有全球影响力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境金融活动的新规则、新制度，开始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协调与监管，其有效性尚待观察，需要各国的紧密合作。还有就是对全球各地“避税天堂”的限制和打击，这也是G20近年来所积极推动的，从瑞士等国的配合情况看，其努力已初见成效。
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包括对外投资直线上升，是推动金融全球化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目前，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例已接近一半，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超过50%，仅中国就有30%。中国的例子很典型。2009年以来中国银行的外国资产翻了一番还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期增长了4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对外贸易份额逐年增加。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排外第三，大致与中国GDP占全球比例相当。
但是，经济总量和投资增加的变化并未彻底改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和决策权不足的现状。需要以IMF改革为龙头带动世界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使之符合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形势。今年9月，中国将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举办杭州峰会，全球化形势下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很可能是会议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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