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贷主体分层与“草尖金融”
近些年,不少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者,在一层层地哄,“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说支农资金连年在增长,农村信贷需求满足程度逐年在提高。可背后的事实是,将化肥、农药、农机具,甚至超市等城市工商业贷款,也作为扶持“三农”贷款了。只是由于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是给农民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信贷对象进行相应的区分,才有可能理解“三农”贷款的性质。
按借贷内容,我们可将对“农村”内部的贷款,简单分为四个层次。最基本的层次,是生存需求,主要表现为各类非生产性借贷。这在农村是很普遍的。普遍到什么程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90%以上的农民借贷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所需,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借贷。由于生存是刚性的,需求也是刚性的。这就带来了要么是零利率,要么是高利率的“两点解”,经济学和金融学所假设的平滑化的供求曲线和连续性的市场价格,根本就不存在。生存借贷的零利率,来自亲友借贷;而高利率,来自商业借贷。由于当时借粮的发生率,都普遍超过了40%,借款的发生率,超过了60%,亲友之处都无粮无款可借的情况,普遍发生。故此,生存经济是高利贷盛行的基本土壤。与生存经济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以高利贷盛行为特征的生存借贷。1990年代末,温铁军通过大学生到中国各地下乡支农的实践,做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表明,在1995～1999年间,35%～50%的农村借贷,还是出于生活性的目的。农村第二层的信贷需求,是农户生产性需求,包括种植、养殖、手工业、小型加工业等。这种典型的生产性目的,是为了满足恰亚诺夫框架下的农户家庭消费满足的。由于需要进行一定的生产性投资,比如说买点小机械、化肥、农药等,所以需要一些生产性借贷。农村第三层信贷需求,是农村集体性生产与公共事业兴办的需求。这些信贷需求,多是依托村级经济组织进行,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性质,也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农村第四层信贷需求,才是经营性需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贯彻效率的原则。这种信贷需求,可能是舒尔茨框架下的理性小农所具有的特征。提出这种需求的人,一般是农村的大款或者大户,他们早已脱离一般的生存经济境地。
由于位于底层的三类农村信贷需求,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所以,真正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户经济,与经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不一样的。
依据上述的农村信贷主体分层,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所谓金融支农的诸多表达。实际上,在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商业化的情况下,只有农村的经营性需求,满足了商业信贷的基本条件。在政府号令金融机构支农的情况下,商业金融组织,也将目光普遍性地投向了这一类资金需求。由于这些信贷主体是浮在农村的上层阶层,我们不妨将对他们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叫做“草尖金融”。而下面的三层金融服务,叫做“草根金融”。在支农的政策倡导下,“草尖金融”大行其道,“草根金融”则寸步难行。何况,诸多并非身在农村的金融需求者,比如农业龙头企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农资公司、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机械和农用物质生产企业等,都计入扶持“三农”贷款的统计行列呢?金融界在放贷上,一直有个说法,叫做“傍大款、垒大户”。在农村,诸多金融机构就是这么做的。为数不多的支农资金以及政策贴息优惠,都到了大款、大户手里了,我们所关心的“草根金融”呢?支农政策所关注的广大农户呢?谁来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需求的金融服务?
实际上,对农村金融的经济考虑,至少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效率的维度,一个是公平的维度。如果区分放贷性质,可以分别将其叫做商业金融和普惠金融。商业金融贯彻的是选择性服务的原则,谁力量强我就放贷给谁。考虑重点是提高效率,实行差别服务。这些商业原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因商业金融机构的一个基本经营原则,就是以效率为中心。
不幸的是,我们考虑农村问题的时候,常常并非出于效率,而是出于公平的关怀。政府在推动农村金融的时候,更多考虑的,也是公平问题。在公平的关怀下,却以增进效率的手段推进,这种表达与实践的分离和“打左灯、向右拐”的惯性做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毕竟,出于公平考虑的普惠金融,贯彻的是普遍服务与均等服务的原则。什么是普遍服务、均等服务?比如说通讯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所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会在每个乡镇都设立邮政所,在每个村庄都有邮政服务点。不管有没有效率,邮件有没有那么多,邮局都得让每个地区,每个人享受基本通讯的自由。无论大小、贫富,都应享受均等的服务。医院、学校、水电等基本公共服务,也是贯彻同等的原则。如果将得到最起码的通讯、卫生、教育、生活设施等基本服务,视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话,是否将获得起码的存款、放款、汇款的金融服务,也视为国民最基本的金融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在政策层面上,就要区分清楚商业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差异。在普惠制条件下,政府有义务像铺设医疗、教育等基本设施那样,在金融服务的推广上,进行相关的政策扶持。
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是,在不对两类金融性质区分的现实条件下,各类金融机构既在事实上走着商业化的路子,又因为承担了一部分政策性职能,而在屡次金融改革中可以得了便宜又卖乖。以一次又一次的政策性负担为借口,要求政策性补贴。1998年以来对3万亿元呆坏账赎买的中国金融改革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依据图1的信贷主体分层,我们可以简单划分一下中国不同类型的农村。
依据不同类型金融需求的多寡,我们可以判断乡村社会的性质。
传统型农村。以生存性金融需求为主,生产性为辅,这是一个传统型农村。在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农村,可能属于这一类性质。
过渡型农村。生存性金融需求比较少,经营性需求也比较少,信贷需求主要集中在集体生产和农村公共事业上。这是过渡型农村。可能,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属于这类性质。
现代型农村。生存性金融需求很少,经营性需求很多,这是现代型农村。可能,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属于这种类型。
由三种类型农村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对农村的金融安排,无法一概而论。可在现实之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假想农户是理性小农,农户需求是经营性金融需求,按照现代型农村的模式来设计农村金融制度,这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状况。
事实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村金融的性质,有别于一般的商业金融。这也是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欧美发达国家,城乡差距不大,他们无法亲身体会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的存在。自然也没有二元金融的概念。没有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二元划分。由于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也没有另立“农村金融系统”的必要。比如在美国,许多家庭农场的拥有者。农场多交由经理人打理,农场主一年都难得回自己的农场看一下。加上美国农场有完备的契约、账目、信用记录,也有充足的抵押品,办理借贷非常容易,只用将城市的工商金融体系复制到农业经营领域即可。不同的是,政府会针对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农场扶持政策,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者提供优惠利率。温铁军老师曾经有过一个稍显武断的概括:“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说的就是这种差异。中国的家庭农场生产方式,完全与美国不同。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两套金融系统,才能与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相适应。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下,和银行没有对等的谈判权,加上大多数农户没有足够的抵押品,一般的商业金融很难对其开展借贷业务。现实状况,也要求在农村必须另立一套金融体系。在这一套体系中,商业金融并不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以普惠制为原则的政策金融,和农村内部相互融资和经营的合作金融,才是主要方式。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这个定位是比较清楚和准确的。
农村剩余的三重剥夺
如下,我且用两个例子,来讲讲农村剩余的三重市场剥夺。
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要想可持续经营,需要将其剩余作为储蓄,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才能进行持续性地扩大再生产。同样,农村每年都在创造相应的剩余。但不幸的是,过去这些剩余被行政抽取机制拿走了。我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曾看到一副对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清楚表明了资金短缺条件下,农村和国家的交换关系。1996年中国出现资金富余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市场抽取机制居于主导地位,使得农村的经济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润剩余,都通过市场手段,从农村抽取走了。
首先举一个广西蔗农的例子
2009年9月中旬在广西百色,我给农民做合作金融培训。培训期间,跟当地的蔗农聊天,和他们算了一笔账。算完账,我说你们在承受三重剥夺——经济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润剩余的剥夺。这三种农村剩余,通过市场机制,都流出了农村。农民听完后,很认同,他们说“你说的三重剥夺很好,我们可能还有四重、五重剥夺”。我说,我知道你们另有所指,但我目前只能和你们分析这三重来自市场的剥夺。这三重剥夺,第一重是经济剩余的剥夺。在当地农民与市场相交换的过程中,甘蔗的市场价格是政府作为蔗农的代理人,与当地的榨糖厂谈判达成的。谈判的底线,一方面是榨糖厂赚足利润,愿意留在本地继续经营,自然也就留下了政府需要的产值、利税和就业;另一方面,是农民得从中赚钱,不然他们就不愿再种甘蔗,糖厂没有原料来源,地方稳定也将难以保持。2008～2009年的协商价格,是270元一吨甘蔗。一位蔗农在培训期间向我算了账,我且以一亩坡地甘蔗为例做出说明。农民如果要雇工经营,种甘蔗赚不了钱。只有自己家有两三个棒劳动力,以自家劳动替代外来雇工,每亩地才能赚到两三百元,甚至四五百元。从专栏1可见,每亩甘蔗的用工成本533元,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农村蔗农家庭不需要、不雇佣外来劳动力,就能经营这么大规模的甘蔗田。就当地人的经验而言,一个棒劳动力,满负荷工作,除了播种和收割时需要帮忙外,能够经营的最大地蔗田面积是15亩。
借助专栏1,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种甘蔗的收入与成本结构,以及三重农村剩余的剥夺。第一重剥夺,是经济剩余的剥夺。一亩山坡地所产的甘蔗,通常是3～4吨,按高限计算,每亩蔗田毛收入1080元,但每亩地的经营成本,也要923元。占了毛收入的85.5%,其中,净流出农村社区的收入是化肥农药费用,占了300元,即毛收入的27.8%。可见,从生产成本而言,农户所得的毛收入,大部分作为成本支付出去了。其中近三成给了农药、化肥等工商业部门。农民经营所得,还要应付日常支出。而现在除基本食物之外的大部分农村生活用品,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获得。交换过程中,又有一部分流失出去。在这户农户的案例中,63.7%的农户毛利润,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经济剩余流出去了。第二重剥夺,是金融剩余的剥夺。农户经营和生活支出之余,还有一部分结余。但这部分结余资金,由于季节性生产、预防性储蓄或强制性储蓄等原因,以储蓄存款等形式交给金融机构,将资金的控制权交出,金融剩余又流失出去了。第三重剥夺,是利润剩余的剥夺。农民在来年需要投资或其他用途,常常需要借贷经营,但此时用钱,必须掏一个更高的价格——贷款利率,才能获得这笔生产资金。通常,贷款利率是存款利率的四五倍。百色农民还对我说,他们为了得到这笔贷款,还需要支付“侧面成本”。当地人所言的“侧面成本”,就是要私下里与信贷员“研究研究”,送点烟、酒之类的,才能处好关系,才有可能从正式金融部门贷到钱。
专栏1 2009年9月广西百色右江区永乐乡一户耕作40亩坡地甘蔗的蔗农收支结构
毛收入:亩产4吨,每吨270元。每亩收入1080元。
成本:第一年种下1吨蔗种,270元,100元播种工钱,第二年、第三年甘蔗自生。将370元摊入3年,每年负担蔗种成本123元;每亩甘蔗每年需施化肥2袋,200元;农药100元;收割工60元/天,100元/吨,400元;田间管理100元;合计923元,占毛收入的85.5%,其中化肥农药占27.8%;经济剩余流出。
毛利润:每亩157元毛利润,耕作40亩,得6280元,其中约4000元用于日常开支,大部分用于购买家电、衣服、工业化食品、日用品、建筑材料等,经济剩余流出。
净利润:2280元储蓄,金融剩余流出。
利息支出:每年向信用社借贷经营,付利息,利润剩余流出。
再举一个吉林梨树粮农的例子
2008年年底,在吉林四平,我们召开了首届草根金融论坛,意图推进民间草根金融组织的发育。论坛之中,梨树县闫家九社的谢村长,听我讲到了三重市场剥夺,就给我举了一个当地玉米种植的具体案例。东北对于土地的计算单位,是垧。一垧就是一公顷。一垧玉米的年产量为2万斤,当时的价格,是5角钱1斤,则每垧玉米可得1万元的毛收入。但要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共5000元成本,经济剩余流出;在5000元毛利润中,有4000元还要用于日常开支,其中大部分最终是购买了非农村社区生产的各类工业制成品,经济剩余进一步流出;最后,能够留下1000元的储蓄,但作为金融剩余,交给农信社,资金的控制权让渡出去;到了来年,又需要借贷经营,在东北,农信社的经营模式,就是春放秋收,支付高于存款利率四五倍的贷款利息,利润剩余流出。
专栏2 2008年底吉林梨树闫家九社一垧玉米的收支结构
毛收入:年产量2万斤,5角钱1斤,1万元。
成本:5000元种子、化肥、农机成本,经济剩余流出。
毛利润:5000元,其中4000元用于日常开支,经济剩余流出。
净利润:1000元储蓄,金融剩余流出。
利息支出:每年借贷经营,付利息,利润剩余流出。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例子。在广西百色,蔗农盈利模式的秘诀主要在于劳动力。若自有劳动力,则可有更多的毛利润积累。若每亩能得到300～500元的毛利润,则单位收益可以是雇工经营的两到三倍,甚至更多。当地的种植结构,不仅坡地甘蔗是劳动密集型的。香蕉、芒果、荔枝、速生桉、木薯、龙眼、树菠萝,包括水稻等,都是劳动密集型农业。,这户农民还有100亩山林,是他们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当地水田很少,人均1亩水稻,虽然有三季稻的耕作条件,但当地人几乎全部只种一季水稻,大部分自食,少部分养猪,一粒稻谷也不往外卖。农民实际上对水稻生产,进行了反过密化,而解放出劳动力,更多地投入到经济作物和经营上,进行劳动与资本双重增密的过密化生产。
但对于吉林梨树的玉米种植而言,盈利模式则主要在于经营规模了。由于当地的耕作几乎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农机、化肥、农药的投入,都来自农村社区之外,成本近乎无法压缩。但是,现代耕作动力的获得,使得耕作面积可以进一步扩大,至少能够摊薄农机具投入的单位成本,同时,又会在毛利润难以提升的条件下,同幅度地扩大利润额。在此地,已有了土地与资本密集型农业的雏形,这是提倡各种规模化、产业化、西方化等横向一体化观点的人所乐见的。进行土地流转,扩大耕作面积,在这里具有了基本的初始条件。
但是,无论是广西百色的劳动密集型路线,还是吉林梨树的土地与资本密集型路线。农产品的对外交易,仍然面临着上述的三重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农村融资的基本问题,至少面临着农村产业利润率低下、风险无法分担、交易条件持续恶化等基本的农村外部体制问题。而且,如果我们渗入到农村金融体系的内部,还会发现这一体系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的结构失衡问题。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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