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原地产创始人之一,现任中原集团主席。1949年出生于上海,4岁定居香港,19岁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8年,后转往地产行业任职,1978年开设中原地产代理公司。目前仍担任香港经济机遇委员会成员。2008年3月捐出个人八成资产、约合45亿港币股份给“施永青慈善基金会”
施永青先生以“无为而治”的管理特色,把中原地产打造成香港和内地最知名的地产代理商。在他看来,“无为而治”是为了尊重员工的自由意志,增强企业活力。追求自由也是施永青一生的信念,投身教育、下海经商源于此,就连畅谈楼市也坚持自由市场。近年来,他创办报纸、慈善捐资,在各种事业间自由转身,展现多面人生。
“无为而治”与“播种说”
一个企业家既要管理企业,又要办报纸、做慈善、担任社会公职,还要活跃于媒体、发表观点,年过六十的施永青究竟依靠什么,能潇洒来去、八面玲珑?
在香港中环新世界大厦22楼中原集团见到施永青,他依然带着招牌式笑容侃侃而谈。说到企业管理的轻松,施永青解释了他提出 “无为而治”管理理念的内涵。他说:“公司应该尊重所有成员的自由意志,人在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他会特别用功、放心思进去,有创意;人不喜欢在人家指令下去做事,如果被迫去做,只是做一个交代。所以上面无为的时候,下面的积极性反而会发挥得更好。”
施永青一反多数公司“上面订计划、下面去执行”的模式,不再从上而下推行管理,而是从下而上地促进决策,因为他认为如今的市场瞬息万变,员工跟客人谈判时,当场有权拍板,生意则容易做;如果还要等上面做决定,就会失去时机、失去客人,因此他主张充分给予下属自主环境。曾经有一位下属主管要开分铺,请施永青亲自去看,以决定租用地点。结果施先生很不悦,因为他觉得自己也不熟悉那里,如果他选得不好,未来怪谁呢?那个下属表面上是咨询他的意见,实际是不愿尽心承担责任。他认为公司决策要由掌握资讯的人决定,不能假手于人。
除了提供员工自主空间,施永青还强调“无为而治”的另一条是要给员工一个合理的回报,就是盈利共享。让员工知道公司赚钱,他们也能分得红利,他们就会努力去做,才更有积极性,发挥自主创意。他认为公司不应过于规范化定型,“其实学习一定是通过新的尝试,如果把以前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这个公司就会停顿、没有进步,所以我们公司看起来好像不规范、很乱,其实充满生命力。”
“无为而治”的理念在中原集团成长中同样充满了生命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原面临增设分行、建立框架的关键时候,公司内部讨论究竟如何开设分行。施永青当时的观点可谓石破天惊,他说:“乱开,乱开才会开得多,乱开开到亏本为止,否则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市场才是饱和。”他认为必须到市场上去不断尝试,而不是靠传统方法——先调查后计划。他觉得订计划是浪费时间,其他公司也在做调查、订计划,只是自己计算客人数和成交数,没有计算到对手的策略,也是白搭。施永青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他认为只要赚钱就开设分店,亏本就关店。市场好的时候,中原分店对面马路有自己的分店,自家店旁也开设分店,一直开到亏本才叫停,这样使得公司规模迅速扩大,每年都以一至二倍的速度快速增长,如果按照提前制定发展计划的模式,这显然是无法想象的。1992年中原进入内地发展,也采用了“乱开”的策略,事先并未做可行性研究,中原根据实际的情况摸索前进。如今中原集团在全国近三十个城市有业务,一些大的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的人员都超过两千人,“在全国来说,我相信我们是地产代理公司里人员最多,交投的单位、促成的交易最多,交税也是最多的公司。”据悉,2009年上半年,中原集团的佣金收入内地大约十五亿,加上香港共约三十多亿,利润五亿多。
施永青把这种方法归结为“播种说”,他说自己曾去挪威出游,看到峡谷里陡峭的石壁上,长满了很多树木。很显然,如果人去播种,绝不会把种子撒在石头山里,如今却是整片森林,说明种子是风吹过去的,落入石缝,在雨水滋润下发出嫩芽,只有生命力够强的嫩芽,抓住尘土,慢慢成长,才能最终长成绿树。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当初自然撒种,一旦气候宜人,便是“春风又绿挪威谷”。施永青说他主张的“无为而治”、自然增长,就是这个道理,学的也是老子那种“道法自然”的真谛。
寓教于行与社会观
施永青的管理方法为他赢得了开拓新事业的自由,而他选择的新事业,竟然与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08年3月,施永青把他名下在中原集团的全部股份,一并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会”,价值45亿港币,个人仅留下不到两成的资产。当我询问他捐资行善的原因时,他的回答竟然是为了教育子女。施永青觉得,中国人习惯把自己赚来的钱留给子女,但其实钱多反而害了他们。人一开始有太多钱,就会没有心思读书,无心个人奋斗,因为用继承的家财足以生活无忧。
因此,施永青很早就开始教育子女,要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他的大女儿从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都是用自己的收入生活,由于刚开始收入较少,她去上班也只能坐公共交通工具,中午吃饭也吃便当,买衣服也不能买名牌,买一些普通、便宜的。但是施永青认为,她这样的情况,一旦加工资时反而会很开心,因为加工资能确实改善她的生活。施永青说,他一个朋友教育子女的方法,与他相反,孩子却很不开心。一位朋友的儿子开始工作,家里每月给他补贴,他一个月工资一万元,但花钱却要四五万元,即使明年加工资一两千元,孩子也很不开心,因为加了工资也无法改善生活。
在施永青看来,捐出自己的财产做慈善就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不再“不差钱”,而是要靠自己去打拼。“你要孩子用功读书,不是单靠督促他,要给他一个一定要努力的环境,所以我在她很小就告诉她,我的钱不给她,那我赚了这么多钱,我怎么用,我就做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放在慈善基金里一样可以做,所以放进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私一点就是告诉我的儿女,不给你啦,我全给慈善基金了,那她就知道,非自己读书不可。”
施永青的慈善基金成立已经有十多年,过去都是依靠他每个月收入的一部分,现在有了他捐出的中原股份,每年的派息足以使基金有足够的资金后盾去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施永青介绍说,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中国农村的工作,目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给钱”,投入一些资金去改善一些地方,譬如农村医院没有X光机,或者X光机坏了,没钱买新的,就提供他们一些钱,更新设备,这样当地农民看医生就容易了,诊断也更准确。或者当地学校比较陈旧,可能地震的时候比较危险,基金会就捐资盖新学校。另一种是“借钱”,就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项目,提供他们一些新品种的农作物,比如教农民种一些中药,运输份量轻,还易于储存。另外,也介绍一些比较好的牛羊品种,如果养殖可以肥得比较快,卖出去也比较容易。还帮助旅游点附近的一些农民出资,搭建厕所,改进居住环境,把民宿改成城市人喜爱的农家乐度假设施,农民赚了钱再归还基金会垫付的成本。
施永青说,现在内地的人民公社没有了,农民各做各事,合作办事的能力较弱,“以前可以建水库,建饮水道,现在这种东西没有人搞了,所以我们就给一些支持,搞一些合作社,使他们做一些对集体有利的事。”这种方式其实在西方也有,比如荷兰有种花的合作社,以色列的农户联合起来搞统销、统购,和供货商统一谈判,获得比较好的收购价格。“这种工作现在内地做的人比较少,所以主要的做法是想在农村,把农民的生活提高一点。”据悉,目前施永青慈善基金会在内地的项目主要在青海、甘肃、云南、湖南、四川五个省份,基金会人数不超过十人,但是由于是私人捐资开展慈善工作,因此基金会没有募捐的压力,决策效率也相当高。“现在我们的同事做工作很简单,觉得好的,简单写几个字,打电话给我解释一下,就可以批出去了,效率比较高,做的都是实际上在农民身上有好处的事,不是繁琐的填表批核存档,其实这些农民不需要。”从施永青管理基金会来看,他的“无为而治”显然又延伸到了社会工作方面,出发点并非“无为”,而是有所作为,希望通过自己的慈善行动,改善中国的农村环境,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体现了施永青改进社会的理想。其实,施永青年轻时入读左派学校,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信奉的不是改造个人生活,而是改造社会和世界。1968年,为了参加社会运动,他到工人夜校教女工读书。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发生“四五”运动之后,他与组织上的极左派产生矛盾,选择离开。头两年,他为别人打工,做过工厂杂工、运输工人,还做过玩具厂替洋娃娃梳头的工作,也做过餐具厂为餐刀打磨等工作,但是他不甘于这样的生活,打工没有自主空间,劳资双方分配也不公平,是促使施永青下海创业的原因。“打工的时候,只可以听上面的人说,不可以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如果不愿这样,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创立自己的事业,按自己的方向去办事,也拿到自己所有的回报,承担所有的亏损,因此我就去创业了。”
1978年,施永青和中学好友王文彦各出资5000元港币创办中原公司,做地产代理开始创业。选择房地产行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也曾在房地产行业打工,时势造英雄,误打误撞进入此行。公司开业初期就碰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公司业务究竟采取投资炒楼为主,还是提供服务为主,最终摈弃传统炒楼方法,选择提供服务赚取佣金使中原最终成为龙头老大。第二,公司管理究竟是靠自己去做,还是靠手下更多员工去做,施永青说:“我认为单靠个人做,每天24小时有限,一定是靠其他人做,所以我们把力量放在怎样把公司组织得更好,好一点的组织架构、分配制度、培训制度,那我们就可以把社会上其他人的力量,去提供公司做,公司才会大。”很显然,企业家的社会观赋予施永青更宽的视野,最初的定调已经为企业预留了向社会汲取力量的巨大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施永青的社会观不仅体现在创业克坚、慈善助农中,他令人意外地涉足了传媒行业。2005年7月,施永青在港投资1亿港元创办免费报纸AM730。这份报纸每天出版30万份,主要在地铁门口、主要商业区免费分发,一般早上7点半开始派发,八九点就已经发完,有些人甚至拿不到报纸。目前报纸的读者数排名全港所有报纸第五位,由于内容客观正派,不少家长都有兴趣推荐给孩子看。报纸运营从2005年创办开始,到2007年就收支平衡,进入了盈利期。即使遭遇金融海啸之后,报纸仍然继续盈利,原因是一些广告商已经认同了该报占有的市场份额,而且他们发现这份报纸的读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收入水平也较高的一类人,这正是广告商中意的广告投放人群。
仗义直言有担当
施永青评论的话题无所不包,其中不少针砭时弊、仗义直言。内地股市创业板去年10月30日正式开锣,创业板所有股票受到市场热炒,当天都曾有一倍涨幅。施永青在投资者一片火热的情况下,却提出了更冷静的思考,他说虽然支持内地新企业通过创业板集资,扩展企业规模,但是这些企业也要明白,“赚钱不应该从小股东身上赚钱,应该是拿了小股东的钱,到市场里面做好自己的服务,做好自己的产品,在市场里面赚钱,赚了钱派息给小股东。很多公司总是盯着小股东的钱去做生意,不是在本身的服务上、本身的产品上去赚钱,这个不是一个好趋势。这种做法讲得难听一点,等于骗小股东的钱,这次他受骗,以后就不会上当了。”施永青同时也提醒小股东要理性一点,因为事实上新公司的死亡率很高,如果公司的PE都达到了四十倍,这种投资是很有风险的。
谈到上海等内地城市未来的发展,施永青表示内地同样需要香港楼市的经验。譬如政府应该利用资源和政策,划拨土地、建造经济适用房给城市低入家庭,促进社会和谐。但也要注意划分的尺度,尽量用自由市场方法解决需求,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才让他到经济适用房。
近来,香港和上海同建国际金融中心,各建迪斯尼乐园的竞争话题引发两地关注。当我问到未来香港和上海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时,施永青再次阐述了他的自由市场观点。他认为,“内地以前是计划经济,往往会从上而下去想香港做什么、上海做什么,有一些分配,其实我认为不用这样做,让它自由竞争就成了,谁有办法占领市场就去占领”。施永青说,目前的情况是香港的条件要比上海好,有信息的流通,专业人员的支持,外汇也自由流通,法制、营商的条件都比上海好,税制也比较低,所以要做金融中心,香港的条件比较好。但是上海在中央的支持方面,条件比香港好。这主要是因为香港人没有好好定位,有时以不合作方式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实是白白放弃了机会。每一个国家在金融方面都有整体利益,国家未来的方针要去执行,如果香港不能很好地定位,承担国家赋予的使命,那中央只能把资源和优惠条件划拨给上海,这样香港慢慢将被上海赶超。
施永青用直率的思索,追求社会的公平。采访结束,我告知他成文后,请他审阅校正。他竟回答:“不用了,我从不看采访自己的文章。”真是一位有趣的被访者,或许永远保持自我的挥洒自由,恰恰是施永青不断书写多面人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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