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档案盘点：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称。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在祖国大陆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等职,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银行副行长,系全国政协委员。并出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世界银行顾问等。
为什么是林毅夫
《华尔街日报》1月21日报道,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提出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担任该职位的首个非欧美经济学家。以前担任该职位的,大多是世界知名学者,均在欧美著名大学执教。
林毅夫在台湾出生、长大,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1979年夏天,27岁的林毅夫在军中服役期间,从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投奔了祖国大陆。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顺道到北大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指定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林毅夫担任舒尔茨的翻译。
林毅夫出色的英语能力及才气赢得了舒尔茨的信任,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1987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
有分析人士指出,林毅夫此次获得世行任命,主要是源于他的国际声望,但直接原因在于林毅夫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的年度讲演。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讲演中,林毅夫以多年来独创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他的观点很让佐利克折服。因此,由他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小平头是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往往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他却显得激情满怀,常常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发展的事实,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亦或在北大的课堂,他最精彩的时刻就是端出“招牌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讲总是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台湾明星军官实现神往已久的北大情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林毅夫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80年代末,他携妻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家庭周末报》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一天、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了调查,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在当年台湾的威权氛围下,家属岂敢质疑,默默收下军方的抚恤金。
据有关报道资料称：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一年级学生林正义,在成功岭寒训期间决心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台湾“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军校一向多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林正义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
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并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女士结婚,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政大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这个连的位置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因而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
1979年,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不久,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最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大陆社会,特别是作为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本来他是抱着熟悉大陆社会生活的目的到北大学习,最终却因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在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他从早到晚埋头探索钻研,但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据说,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说：“叛逃的事实非常清楚”,表示林毅夫只要回来,就会被逮捕接受调查。最终,林毅夫断了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念头,只是在北京大学里悼念了父亲的亡灵。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谈到自己结缘北大的情怀时,林毅夫说：“第一次听到北京大学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小学四五年级上历史课的时候吧！在我的心灵中,北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府。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我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会成为北大的学生,并以当北大的教授为归宿。”
据林毅夫介绍：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杨先生,到台湾后定居在宜兰市。这位杨先生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津津有味,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着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风云于“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的无比崇敬。林毅夫说：“作为台湾的一个学生,我对北大一直是向往的。但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背后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于是,我去北大读了3年书。”他燕园3年,正值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当时,北大的气氛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面对香港《亚洲周刊》等杂志的采访,林毅夫道出了投奔大陆的动机:“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必须去大陆。”在采访中,林毅夫不愿回忆,也不愿多说他的过去,但却将他当年的泅渡行为解释为“以行动说明了自己对台湾及中国前途的看法”。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海峡两边生活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曾有记者这样对林毅夫发问。他说：“我家在宜兰,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宜兰当时是个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比如在北大分房子,我是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是一套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心系祖国,为祖国经济学研究奉献心智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8亿,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为8.8亿人,也就是说在未来18年大约需要转移出2亿人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非农产业。但是,我国现在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到了警戒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但是根据民间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调查,已经达到8%。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就业呢？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克服的第三个方面挑战。
如何迎接上述各种挑战？林毅夫说: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克服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也只有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克服发展的挑战。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太多的政策性负担,既然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的亏损负责呢？当然是政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给国有企业政策性的补贴和政策性的优惠。对于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过度密集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从理论来说,可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性,采用4种不同策略：一是对于其产品是国防上绝对必要,而又不可能从国外取得相应产品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高,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但是其产品既然不可缺,也就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拨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其实,这类企业的数量不会很多,在任何国家也都只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在我国自然不会是例外。二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但其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以取得资金、技术,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资本价格相对高的比较劣势。三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而其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但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并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扬长避短,靠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转产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技术上又劳动力较为密集、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产品。四是对于那些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有企业,只能是破产,将其支配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其他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林毅夫肯定地说：“国有企业改革好了,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金融、地区、城乡差距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同时,能够化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并给非公有民营经济公平的发展机会,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发展的挑战。这样,依靠后发国家的优势,维持平均每年7％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在你看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林毅夫直言不讳：“总的来讲,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还将加速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原本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逐渐变成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将它转移到海外比我们的产业发展慢半拍、劳动力比我们便宜的地方发展,它将可以获得第二春,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他认为,到海外投资也是我们扩大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会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中国也会出现资本输出的机会。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但是在进入1000美元以后,资本输出基本是有出有进,超过2000～3000美元以后输出就会大于进口。中国是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00～3000美元,已经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到海外投资。”
林毅夫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国经济必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必将大师辈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表明：“一个人获诺贝尔奖,是对他到目前为止研究成绩的肯定。每年的获奖者研究领域都有变化,国内的学者没有必要跟风。”
从解决农民增收入手破解“三农”困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说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话题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人口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农民素质的当务之急,在于确保完成义务教育,再则就是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这几年各地不时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事件发生。为此,我建议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的农村地区率先实行；并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成本;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以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的精神,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债资金向农村教育方面转移,您对这一政策取向有何看法？”对此,林毅夫说：“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我们现在围绕的问题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最关键的是减少农民数量,把农民从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劳动力。而要转变为非农劳动力,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民进入城市,要面对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如果有一定教育水平的话,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他相信中国农村教育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较大改善。据悉,我国将启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250万农村劳动力。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上,不会住在小城镇里。”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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