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空间架构主要取决于这几种因素,即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和迁移、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对投资、消费、技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并通过的推力与拉力导致城市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迈进或“起飞”；技术进步源自于城市中心作为现代化的部门能够向农村这种传统的部门输送财富和文明,从而承担发展极点的作用；而人口变动与迁移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社会福利水平较高对于农村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城市居住又需要人们承担较高的非货币成本,后者包括拥挤、污染和犯罪等,从而使一些人愿意从城市迁出或者留在小城镇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习俗也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发挥影响作用,西欧城市和澳大利亚城市的中心地带往往是高尚住宅区、商业区和行政部门集中场所,郊区才是贫民和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地点,而北美城市恰恰相反,高等级的住房更多分布在郊区,商业和行政设施也坐落于城市边缘,市中心才是出租房提供给低收入阶层；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的异质化也使得城市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模式,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更多地依靠行政区划来分配城市资源,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人口的密集度往往很高,与此相反,美国把行政机构置于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心,因此促使一大批中小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分配。从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决定城市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单一因素,也不仅仅是市场因子,还有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嬗变对其施加影响作用。所以,给定城市空间架构的一般性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城市空间结构问题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城市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从中可见“簇群式”城市空间架构的理论来源。
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区理论”。伯吉斯认为城市空间分布是稀缺资源基于城市自身吸引与聚集的向心力和扩张与分散的离心力平衡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从中心区向同心圆区外围进行辐射性的扩张,越是外围其经济便利性、人口密集度和租金水平越低,城市的空间架构就会由里向外展开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工厂区和低收入者居住区、高收入者居住区和通勤区,而移民水平、犯罪率、贫困人群会由里向外逐步下降。伯吉斯的同心圆区位理论是“摊大饼式”城市扩张的一个依据,对租金水平、人口分布、交通便利等因素的设想过于线性或理性,没有考虑城市空间分布的物理性和自然性,更不能解释集群城市多中心的事实,不符合“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的实际状况。
克里斯塔勒对城市空间分布提出了“中心区位理论”,认为六边形的城市空间分布更能适合中心城市和周边不同等级的城市结合成专业化服务与分工关系。克里斯塔勒认为,较低等级的城市应距大城市7公里,大城市的人口应是小城市的3倍面积和3倍人口,即K＝3的等级分布模式,保证大城市的人口与服务设施成3、9、27……的几何增长数量增加,为大中小城市之间结成“等级性”空间分布架构作出了经典的说明。但克氏的理论过于平面化和均衡化,没有考虑制造业选址、交通干线、社区服务设施等因素对城市选址的影响,其等级规模原则过于理想化了。
美国经济学家海瑞斯和尤曼提出了“多核心理论模型”。他们认为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是立足于一个“核心”,而是同时围绕着多个“核心”而展开城市资源的配置,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系统将连结这些核心而形成“多核心”的城市增长系统,并因此而构建专业化和分工服务功能的城市空间结构。大、中、小城市因此而结成互补关系,虽然海瑞斯和尤曼的模型更适合于美国城市的分布状况,但对于“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架构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提出了环形和扇形混合组成的城市空间分布结构。罗伯逊注意到20世纪后半叶由于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的增加,商业设施和人口聚居点向市中心外围扩展,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更多地选择市郊外扇形地区,使得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在罗伯逊的混合模型中,城市土地资源分为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这两类房产按新旧程度呈环形模式展开,或按不同的收入阶层呈扇形展开,周边五个小圆圈则是卫星城镇。这个模型已经接近我们所要分析的“簇群式”城市的空间分布模式。
为了具体说明城市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除了借鉴上述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应注意到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条件。不同等级、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所以能够结成“簇群式”联系,是由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区位、城市结构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
第一,城市空间分布架构是由地理位置差异而产生的。城市以“簇群式”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异质性、资源的稀缺性、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形成空间分布均衡化；又由于这些资源和要素的不充分自由流动,也就造成资源和要素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均质、不均量供给,因此构成各地城市成长速度不同、规模结构不同、极化效应不同,也就有了大小不等的“簇群式”城市的不均等空间分布。
第二,城市空间分布架构的不均等,并且采取“簇群式”空间分布的模式,这是由经济区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曾经对经济区位的决定作用进行了最早的研究,认为空间距离和土地生产力是级差地租的决定因素；阿朗索则提出了竞价地租与不同土地用途的关系,说明了城市周围空间如何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的问题；对于城市选址所牵涉的资源最优配置,则有韦伯的最低成本法、艾萨尔德和格林赫特的利润最大化方法。韦伯认为,交通运输的成本、劳动力的成本和集聚与扩散的经济性对城市选址起着很大影响,如果某一位置集聚的经济性超过了其他位置所具有的交通运输和劳动力成本的经济性,城市就会集聚在经济性较高的那个位置,反之亦然。韦伯理论的根本缺陷是只强调城市选地的最低成本,忽视了城市选地所瞄准的丰厚经济利润和社会福利。艾萨尔德和格林赫特的利润最大化方法则为人们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提供了实际依据,大城市虽然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都要高于农村,但经济利润和社会福利更高；城市外围地区也许交通运输成本更高些,但市场潜力、税收优惠、自然环境等条件可能都要比市中心要好些,诸如此类的差异性,也是造成大小不等的城市成“簇群式”空间分布的实际原因。
第三,城市“簇群式”空间分布是由城市结构的差异所造成的。城市提供了行政中心、商贸平台、产业集聚和生活住宅这四个方面的功能作用,但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倾向性,分别突出这四个功能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这种差异性往往又是不同城市产生互补性需要的原因,也是大小不等的城市能形成簇群分布的条件。由于各个城市结构所具有的差异性,转化成它们之间互补的吸引力,必然要求打破单一雷同结构,尽可能赋予各个城市单元更大的空间自由度,建立起多元特色的城市体系,这样,就将使不均衡的城市结构出现多元趋向、多种等级、多个中心,促使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具有更广泛的互补性经济联系,并将以一个中心或数个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城镇形成集聚与扩散效应,带动数个乃至数十个网络化的中小城市获得商品、人口和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元素,最终促使综合性中心城市与周边多个职能分异、特色突出、互补密切的中小城市合为一体。这种空间结合的簇群化特征,满足了城市化空间资源与城市结构的动态均衡。第四,城市簇群还是由城市化空间扩散的方式所决定的。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新思想、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等等可以称之为“城市文明”的现象,往往是以中心城市为产生极点,向周边地区的中小城镇呈现波浪型或渗透式扩散。这种空间扩散与时间因子成正相关,但随着空间距离而衰减功能效应,即空间相互作用量与距离成反比,这是区域城市分布的一个规律。纵观城市发展的历史,一个综合性中心城市的崛起进程,同时也是周边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形成的过程,但这种城市化空间扩散的范围和强度将随着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续而减小。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的能量扩散过程往往包括了四个典型的扩散阶段,即扩散的起始阶段、近距迅速扩散阶段、远距迅速扩散阶段和扩散的饱和阶段。这种空间扩散过程一般呈现等级扩散和随机扩散两种特征,虽然它们都是将中心城市的能量向外围传导,但等级扩散表现为由城市簇群的中心极点由里向外扩散资源和要素,由中心城市扩散到中小城镇；而随机扩散更多地由于政治和制度因素,偏离资源合理分布的原则,呈现非均衡、随意性较大的一种扩散方式。但不管怎样,从中心城市集聚极点向外围城镇扩散的衰减过程,势必会产生由紧密联系趋于松散联系的城市空间分布,空间的近邻效应、空间的引力效应和空间的集聚效应必然产生空间上大小不等的城市围绕中心城市而结成簇群状的城市空间分布。
总之,不能孤立地研究城市的空间分布,也不能人为地割裂各个不同特色、不同等级、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的联系,而应该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化原则,发现不同城市之间专业化与分工的比较优势,尊重不同城市之间按不同需求而形成的互补性经济联系,并且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城市空间感知能力延伸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从而为城市“簇群式”空间分布规律的展开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满足城市簇群形成的约束与激励措施,这样才能达到城市空间分布的最优结果。
二、簇群式城市化空间架构的现实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城市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城市空间分布架构,中心城市与周边小城镇的结合格局也几经变异,其中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已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从中也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大大小小的城市之所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结成相互联系,是因为上一节所述的商品、人口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等资源与要素依据不同时期生产和生活需要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等级的、互补的、均衡性空间整体的结果。
发达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一般都经历了“城市化”、“郊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这四个阶段,从中不难看出“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架构在不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下所呈现出多种的组织形态。
如图所示,以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为标志,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将使人口急剧地流向“城市核心”,而“城市外围”的人口将相应减少,虽然“城市区域”也会扩大,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将使城乡处于对立状态,城市扩展是通过“摊大饼”式的随机干扰而实现,城市簇群尚未形成或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第二阶段的“郊市化”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科技革命的突破,工业力量的迅猛增长,特别是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工具都迅速地改善和普及,宽敞的住房和宁静的环境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特别是战后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区域城市规划和郊区园林景观的修整,诸如此类的因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居住,因此而推动大城市周围地区的中小城市的繁荣发展,使得“城市外围”的人口增长超过“城市中心”,各种商业设施和工业园区这时也从市中心迁到郊区,“簇群式”分布的城市空间架构因此而形成。
第三阶段称之为“逆城市化”,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是美国学者布莱恩·J·L·贝里,他对1980年美国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要低于非大都市区,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城市化发展方向的争论。70年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投资萎缩、政府的市政开支拮据,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与创业成本都令人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又为小企业和边远地区的创业提供了多样化机会,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结构性失业要比大城市轻缓,社区的生态环保与社会治安条件都要强于大城市,因此吸引了部分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外溢。当然,这也就使大都市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呈“簇群”形态迅速成长起来了。
第四阶段是“再城市化”。这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经历了在此之前的“逆城市化”,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大城市的地位,市中心的改造不是“一搬了之”,而是通过政府的税收优惠、转移支付、公共工程等政策措施吸引有活力的企业和居民加以充实提升,特别是90年代后出现的信息革命、金融创新、交通物流巨变对于大城市的房地产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重新回到大城市,大城市在发挥集聚效应的同时又对周边中小城市发挥更强的辐射作用,资源与要素的扩散效应因此也得到加强,相互激活和带动之后把城市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棗“再城市化”表现为“大城市化”,即出现了“大纽约区”、“大伦敦区”、“大巴黎区”、“大东京区”这样一些巨型的城市组织,其空间架构往往是大中小城市紧密结合,范围达百余公里乃至300多公里,在特大城市的周围往往有数个百余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像卫星一样环绕,而小城市如县、镇更多地填满了其间的缝隙,星罗棋布,互为依托,达到了“簇群式”城市空间架构的最高水平。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过了一个曲折路程。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给了各地城市化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对中国城市化的国情现状与发展方向始终处于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又始终处于一个“管中窥豹”的随意借鉴过程,以至于国家和地方的城市化政策经常出现各种偏差。直到近期,各地才大力发展处于区域经济中心并且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大城市,上海相对“长三角”、广州相对于“珠三角”、北京和天津相对于“渤海湾”才受到重视。然而,一些地方虽然重视和发展大城市,却设定了不良的发展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京市建设就是一个“摊大饼式”的发展典型,还有众多的省会城市在“做大做强”的口号下也陷入了“只集聚不扩散”的大城市发展通病中。这不仅有悖于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得出的经验,不利于城市空间架构的合理分布,而且也将降低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效率。
从中外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虽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但其中一个共同的关键点是如何处理好中心大城市与周边小城镇之间的关系。采取“摊大饼”式的空间分布显然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空间分布也不经济,只有采取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簇群式”有机联系、等级排列、均衡分布的空间架构才能解决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具有更为宽广扎实的产业化发展功能。“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之所以优于“摊大饼”和“萝卜坑”,在于前者具有要素地理分布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大、中、小城市之间人口集中度高、工业集约度强,有利于信息、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一体化程度提高,促进产业集群在更大范围厚实地生长,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第二,“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表现为宽阔密集的市场化立体展开。与“摊大饼”、“萝卜坑”相比,“簇群式”城市可以容纳更大的商品贸易市场。由于各个城市组成具有专业化与分工的特色,其市场格局容易展现比较优势,再加之相互之间紧密而复杂的交通、物流、通讯等通道,基础设施趋于一体化并对企业落户有吸引力,可以衍生出繁多的城市新职能和市场新功能,真正发挥城市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机的作用。
第三,“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还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广阔平台作用。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组成数百公里的“大都市延绵带”,容纳区域内绝大多数的人口和企业,使市场前沿与经济腹地有机地连为一体,不仅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空间限制,而且使技术、市场、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了,区域经济立足于城市集群复合体所发挥的繁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可以为跨市、跨州、跨省的经济活动带来更为突出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总之,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都说明,城市的空间分布架构不仅解决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模式问题,同时也解决城市化推进的路径和布局问题,而研究 “簇群式”城市化展开路径和布局恰恰可以贯穿始终地解决城市化空间分布架构的优化指向。
三、海峡西岸城市的簇群式空间分布趋向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崛起,意味着这个区域的城市化将有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地处“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城市化资源并不丰富,又受着两头的“挤压”与“虹吸”,城市化路径并不是十分宽广和平顺；同时又由于海峡东岸的台湾地区已进入较高水平的城市化阶段,“环海峡经济圈”的逐渐合围将会对福建沿海城市延绵带的成长发挥拉动作用。所以,海峡西岸的城市化发展将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既不可能完全步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尘,也花100多年的时间重走城市化棗郊市化棗逆城市化棗再城市化的道路；也不能盲目向大城市集中人口和各种资源,全然不顾我们同样面临着“郊市化”甚至“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的到来。
因此,海峡西岸的城市化路径设计要有科学的前瞻性和整体把握的系统性,在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同时,积极规划和整合各个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化资源,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调控入手,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互补关系,推动城市簇群的空间分布更加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律,促进海峡西岸城市延绵带的迅速形成。
具体说来,海峡西岸簇群式城市化发展路径应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拓展：
第一,确立以福州、厦门、泉州为“簇群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海峡西岸目前只有福州、厦门、泉州这三个体量较大的中型城市,但要成为中心城市,必须对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聚集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形成等级性、序列性、互补性的城市簇群。其一,福州簇群应覆盖南平、宁德两个地级市,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将南平、宁德两市的产业与市场纳入区域分工与协作范围,形成南控泉、厦,北接长三角,西邻内陆省份,东连海外的中心城市族群；其二,厦门簇群应涵盖漳州、龙岩两个地级市,以实现其海湾型城市中心的发展战略。关键是厦门市既要立足海岛,以其地理与人文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及其它资源；同时厦门市又要跳出海岛,先把周边本来属于漳州市的一些县区纳入其产业链与市场圈中,然后再向漳州其它县区及龙岩市发挥其辐射与吸附作用,同时以漳州、龙岩的丰富自然资源及工业基础成为厦门中心城市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进而形成综合的比较优势及区位优势。那么,厦门市就不仅以美丽为著称而且将以富强领先成为全国一流城市。其三,泉州簇应囊括莆田、三明两个地级市,对这三个原有地级市的人口、交通、城市、产业、市场等结构进行重新规划与整合,清除原本三个地级市之间人为阻碍要素聚集与扩散的藩篱,以充分发挥泉州这个中心城市对莆田、三明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并把莆田与三明的第二、第三产业与泉州相应产业群对接,避免原来三地“小而全”或“大而全”的重复建设,有利于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确立以“三港一湾”为产业龙头的沿海城市簇群式空间分布的发展战略。港口是海峡西岸最大的经济优势,福建沿海可利用建港岸线全长468.8公里,其中深水岸线长210.9公里,有7处可大规模开发建设5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港湾,可建设20-30万吨的超大型深水码头岸线资源为全国之最。利用港口资源,既可以着力构建一大批“东出西进”的港口群,为产业集群生成与发展提供有力的铺垫,又可以迅速拓展城市化的资源,吸引大批高素质的人口,造就一大批临港城市。譬如,福州市就可以通过构建马尾港区、闽江口内港区、松下港区、江阴港区、罗源湾港区来建设新港居民区,积极推进港城一体化,为福州中心城市铺垫一批外围的“港口簇群”城市；厦门市则可以通过拓建东渡港区、大屿港区、海沧港区以及漳州市的招银港区、九龙江口港区、古雷港区、东山港区、诏安港区,为厦门市增加新的经济园区,尽快使国际中转港与国际花园港口城市并驾齐驱,成为东南亚著名的物流与人居中心；泉州市泉州湾亦可通过秀屿港区、东吴港区、肖厝港区、斗尾港区、深沪湾港区、围头湾港区的建设,进一步整合泉州与莆田两市的港口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泉州湾的创业环境与人居环境都得到提升； 宁德市也必须通过大力开发三都澳港区、赛江港区、三沙港区、沙埕港区来拓展海峡西岸东北翼的港口经济,增厚宁德市城市化的资源。总之,这些新港不仅数量多,而且成长迅速,对海峡西岸三大中心城市簇群的形成将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三,确立跨省组织城市化资源,发展福建西向城市簇群的发展战略。
福建西面的龙岩、三明、南平这三个地级市,城市体量较小,城市化资源比较薄弱。但近年来通过加强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和国道、水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区位优势开始凸显,已经具备对接沿海、辐射边界、拓展腹地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今后,这三个海峡西岸的西部城市要担负起“泛海峡西岸”东出西进的大陆桥通道枢纽的战略任务,成为西向跨省城市簇群的中心。其一,龙岩市的“簇群式”城市化布局要以龙岩城市为中心,以漳平、连城、长汀为“北弧圈”,以永定、上杭、武平为“南弧圈”,形成沿漳龙梅铁路、319国道和205国道三条轴线,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简单来说,就是以龙岩带动周边城镇,形成六足鼎立的城市簇群。同时,要继续加大交通网络的建设,实现闽西与周边区域的有效对接,拓宽我省向赣南、粤北联接的通道,把龙岩建设成为闽粤赣边海峡西岸东出西进的通道枢纽；其二,三明市“簇群式”城市化布局要以三明市区为中心,以永安为副中心,以京福高速公路福建段、鹰厦铁路、205国道、省道三郊线为发展轴线的空间布局形态。应通过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加强与江西等中西部地区的区际合作,拓展“西进”空间,使三明成为我省与中西部对接的重要枢纽地带。还要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空间的需求出发,找准定位、当好腹地,主动从资源开发、能源供应、市场建设等多方面对接福州、厦门、泉州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和劳动力供应基地。其三,南平市“簇群式”城市化发展布局要以延平区为中心,以邵武、武夷山为副中心,以鹰厦——外福铁路、横南铁路、京福高速公路福建段、316国道、205国道为发展中轴,逐步形成“一点三线”的空间布局结构。继续巩固和强化延平城区的中心地位作用,加速横南铁路沿线发展,使延平－建瓯－建阳－武夷山尽快成为南平市域发展的主轴线；继续发挥鹰厦铁路及316国道先期开发的基础设施作用,使顺昌－邵武－光泽的产业密集带和城镇密集带成为南平市域增长的西翼。还要逐步开发省道沿线,在一些重点城镇集中发展优势产业,使政和－松溪－浦城构成市域的东翼,并尽快赶上市域的平均水平。南平城市还要以力争建成福建沿海至内地的重要交通枢纽中心以及工业基础雄厚、独具山水特色的城市,加快江南新区建设步伐,加强市区外围若干个卫星城镇建设,扩张市区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使南平成为独具山水魅力的湖滨城市,确立在闽浙赣边界区域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地位。
总之,海峡西岸城市化应走“簇群化”的发展道路,其外部竞争方式是各个大中小城市必须按照经济自组织系统地结成圈层形状的簇群,冲破原有的行政区域藩篱,从而凸显区域优势；其内部动力机制是各个簇群按照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作用,形成相互兼容和交叉的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最终获得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对各个簇群的子系统圈层的拉动与推动作用,从而发挥其聚集作用和扩散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其运作目标是通过簇群内部有效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重组和整合,以产业集聚为龙头,带动工业化、移民化、市场化、城市化这些进程,在产业集聚基础上形成城市的集聚,从而提升区域竞争优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簇群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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