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被一时一地的头条新闻占据注意力的时候,影响更加深远的变化却可能在别处悄悄开始了。
20年前,与冷战结束的全球政治剧变相比,在那一年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诞生的万维网却在更加广泛而有力地塑造着公民世界的景象。
40年前,东西方无数的年轻学生投入到一场以批判旧社会为己任的文化革命当中,但从那一代出来至今仍在席卷地球的革命却是在太平洋东北海岸几处学校的电脑机房中酝酿的。
这并不意味着技术革命比政治变革更重要,这意味的是,真正充满希望的巨变绝不是单方面的,技术革命加上政治变革也仍然不是全部。
70年前,世界开始陷入第二次大战的深渊,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前所未有。一位欧洲记者出版了《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渊源》,试图反思这场人类的悲剧。
但在这之后,这位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记者却没有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道路。1943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还在继续的时候,他在异乡的一家汽车公司开始了一个别样的研究工作：关于人类组织如何健康生长。事后的故事已广为人知,彼得·德鲁克开创了现代管理学。
然而,这个故事所代表的潮流到今天为止却很可能仍然被低估甚至是漠视了。人们谈论德鲁克,可能更多地停留在称赞他个人的才华,而没有看到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就像感叹盖茨的聪明和财富那样。
无论是盖茨还是德鲁克还是万维网的发明人伯纳斯－李,他们更像是这个世界别开生面的产儿,当既有的世界眼看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总有这样的人兴起,开出意想不到的新路米。
而与技术和公司的创业者不同,德鲁克式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认识到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更有利于别开生面的出现。
跟世界一道别开生面
对德鲁克来说,不断的巩固完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当然重要,但这些离不开一个长久被忽视的领域,社会当中各个如细胞一般的工作和生活组织如何健康地生长运转。
德鲁克给出的基本答案是,任何组织都不是完美全能的,任何人创造的模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唯有通过永久继续的学习培养出新的生长方式才能使得组织富于持久的生命力。
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德鲁克的洞见就停留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尽管他的书很畅销,声称听取他见解的人很多,世界在德鲁克之外继续着别开生面的工作,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层出不穷,就像微软之后又有谷歌,又有Facebook,又有Twitter。
在公司作为学习者的实践方面,有一个让人意外的生力军：荷英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这样一个并非新兴产业中的一家并非新兴的公司,从1960年代至今,走出了一连串德鲁克式的人物,他们之间的讨论加上他们在商业、教育和传媒领域的宣讲,通过学习获得生长的观念已经汇集成一个著名的模型：学习型组织。
这些人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商业思想家名单的前列：皮埃尔·瓦克,做过哲学杂志的编辑,受邀加入壳牌,是公司战略规划研究的奠基人,从他开始带领的团队成功预测了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苏联的解体、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兴起以及商业组织后来日益面临的环保和各种社会问题；彼得-施瓦茨,瓦克的继承人,代表作《远见的艺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规划未来》；阿里-德赫斯,施瓦茨的后继者,代表作《活的公司》；彼得·圣吉,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主任,他虽然没有在壳牌工作过,但深受德赫斯的影响,撰写了著名的《第五项训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践》；还有查尔斯·汉迪,伦敦商学院的创建者之一。
这些人的言论不一定前所未有,但由于他们大多自身就是公司管理层的一员,他们在商业领袖们理解公司的实质方面起到了比德鲁克这样的旁观者更加深入细致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帮助改善了公司在人们生活中的形象和内涵,也因此可能帮助增进公司的生存能力。
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在一个健康生长的公司中,人不是赚钱机器,是与公司这个生命共同生长的生命体,有尊严、感情、能力和责任,也有脆弱和自以为是。而不论是领导者还是任何成员还是公司本身,都要通过学习才能突破自己的局限,让自己的世界打开,吸收源源不断的营养,更新自身存在的价值。无论在何时,从决策到执行,都是在可能变化的生态环境中不断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壳牌这家在世界上存活一百多年的跨国商业组织给这些勤于学习的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生长环境。瓦克、施瓦茨和德赫斯都曾经是壳牌战略规划部的领导者,这个部门的特点在于,它似乎在做很多跟公司当前的业务无关的事情,它更像一个思想实验室或者一个思维孵化器,帮助公司复杂世界的真相,不仅是商业世界,还包括可能跟公司有关的政治,军事、自然和精神世界。
战略规划部的一个直接功用是,帮助公司在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中做出应对,比如怎样在可能的条件下消解潜在的战争或政治危机对能源生产和价格的影响,如何面对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的批评甚至是敌意,如何面对一旦公司给所在社会带来诸如环境破坏或是侵犯人权这样的不良后果,如何让跨国公司和它的员工在不同的文化中赢得长久的尊敬。
当然,从壳牌实践出来的学习型组织的观念也仍然是几十年来世界巨变的一个侧面,其它公司也有各自的探索。比日本更好的学习者?
如果世界的别开生面继续集中在西方出现,那当今世界的局面跟过去几百年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
从地域的角度,日本在1970到80年代的迅速崛起曾经让国际社会吃惊,日本的公司和资本在美国的扩张尤其令人瞩目,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以及耶鲁历史学家保罗·削尼迪的《大国兴衰》在当时的畅销似乎预示着美国时代的终结已经到来。
20年后的今天,美国衰落的话题仍然没有定论,日本第一的判断却显然站不住脚了,另一个在全球开始扩张的经济力量变成了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
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过程看,自1870年代日本率先向西方学习开始,亚洲掀起的学习浪潮在对世界走向的影响上可能不亚于信息革命,由于这个现象,自由创业和自由贸易的观念正在前所未有的扎根于比欧美社会更加巨大的时空中,跟早先几十年的被动学习不同,新近30年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发自亚洲社会的内部,这个更多出于自身选择的倾向比外界的强迫更有可能挖掘出别开生面的潜能,这意味着新的科技、政治和思想革新也许正在酝酿中。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而言,能否比日本或任何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走得更远的关键在于,这个发自内在的学习是否会继续深入。
日本如今的停滞不前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种种迹象显示,日本在完成一切关于物质生活的学习改造后有走保守封闭老路的倾向。
比如,像《国家的品格》这样在近年来由日本著名学者撰写的畅销书呼吁日本人不要再热衷于学习外语,他们声称,归根到底,世界上最好的精神还是日本自己的武士道,又比如日本选举政治难以摆脱的老化僵局。
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到此为止吗?对于中国来说,2009年是R--个标志性的岁月。在《财富》全球500强这个不乏争议的名单中,中国石化超过丰田成为世界第九大公司,距离第一名的壳牌似乎已经很近。另外,中国也可能在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但这样的成绩日本都做到了。中国还可以走得更远。比如,再过30年,世界上在工作场合说英语最多的地方也许已不再是美国,是中国以及华人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各种组织,这样的变化如果到来显然将不仅仅是语言和商业上的。
当然,中国人学习说其它语言的人数也可能越来越多,而说汉语的外国人也会越来越多,虽然到那时全球说汉语最多的地方还很可能是中国,这几者之间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这一切不会发生?没关系,世界的别开生面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别开生面的魅力不就是别开生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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